一個荒誕的情境成為作品的開場，兩個男人毫無隱私的共處一室，他們默默無語地進行著「日常」生活。支配生活內在的規則早已內化於他們制式化且僵硬的身體行動中。

雅克普・奧勒伯劇團（Jakop Ahlbom Company）讓《一主二僕》（Lebensraum）處於冷靜卻又瘋狂的情緒中，通過肢體能量的呈現和由阿拉莫賽軌樂團（Alamo Race Track）現場演奏音樂間的結合，展現一個模擬早期好萊塢默劇巨匠巴斯特‧基頓（Buster Keaton）默劇片段延伸的演出。也就是說，當舞台上一高一矮、以早期默劇電影彩妝出現的男性規律性地進行生活動作的同時，在他們生活裡所依賴的物理機制，帶來的並不是輔助生活的便利性，反而是制約生活的手段。舞台空間中的床鋪立起來就變成鋼琴，而書櫃的表面打開又變成了冰箱，餐具和調味料用掛線吊在半空中，隨著用餐的個體需求而擺盪。

這些看似巧思的空間設計，揭示了在無處可去的生存空間中漂流的兩人無法獨立的原因。所謂生存必須物件，定義了個體的行為特質和生存的需求本身。生活的秩序本身存在於自我制約、自我管理的行動中，也就使得角色自我與他者的關係維持在充斥權力結構的物質體系。因此，為了滿足內化的物質體系，為了操作生活必需的物件，個體需要因為物質體系規則的不和諧狀態重新創造生活自為機制的代理者。兩人互助合作地將自我相符的部分拼裝出一個全然異於己者的獨立存在物──一位人造「女僕」。創造「女僕」的行為本身，為生存在空間中的兩人創造出驅動物質體系的主導權的虛假幻覺，他們非常高興地為了人造物的完成搬演了一場剪綵儀式，而「女僕」存在後的行動，則狠狠地戳破了他們自以為可控制一切的幻覺本身，連同兩人生存的空間自身，也在最後崩解了。

人造「女僕」其實才是這個生存空間中的主導者，她不受限於空間原本的秩序，也不從屬於原本生活在空間中的兩個男性，她以不和諧於空間生活秩序方式來行動。如果說，創造她的男性只將她視為空間及自身的從屬物，那麼，當「女僕」在無人的空間中自由活動（澆花）的時刻，她創造出了不屬於空間和兩個男性角色的生命（花朵），因而翻轉了創造者和從屬物的階序關係，她構成了不可剝奪的自我主體。

這種生活存在了多久，沒有人知道，因為在劇場拉開大幕的同時已經假設了這將會是全新的一天。他們的「生存空間」僅僅存在於一個設定了第四面牆、充滿機關巧思卻也一目了然的房間。兩個人的關係、職業與階級並沒有隨著角色的日常行動獲得揭露，這一點果真巧妙地反映了早期默片中對於以肢體動作和簡單情節創造精緻且即刻刺激的特殊形式。然而，《一主二僕》想要表達的內容不僅是對於巴斯特‧基頓默片文本的模仿，它以默劇肢體作為形式，探討著父權與女性自覺、科技與人性，甚至是人與物質構成的空間之間的動態關係。當一切隨著人造女僕的介入而失控，此空間的原有秩序所呈現的混亂失序抵達了頂點時，那片有著壁紙花紋的牆面被拆下，露出了森林景致（又或者是另一個、更大的、受限的空間？），三人終於可以寧靜地處於確認自我的安穩位置上，重新形構一個新的「行動─空間」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