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人》的舞台近乎裸露，舞台三側都排列著椅子，四週在散放著麥克風架或其他。這不是一個乾淨的場域，而更是一個未完成的空間。這一開始的視覺印象也帶出了這個演出的調性，尤其整場演出所有人都留在這個場域上，沒有固定的休息座位，非上場時間也要支援配音，或是作為旁觀者，並暗示他們不具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誰有用、誰無用？

誰是沒有一席之地的人？直觀對照劇中角色「理所當然地」有著中年回台的待業台商、越南籍配偶、酒店公關、失業的空姐，卻亦有著看似很有發展前途的海歸青年與人資管理職員，然前者是為了失能的父親而搬遷回台，後者雖有調配錄用他人的權利（演出開始她就面試並拒絕了待業台商），卻被困在日復一日的工作之中。

六個角色共同生活在這舞台上，在非線性敘事的演出中，他們不時交集、作為參照，而後又各自獨立，繼續為了經濟和生活努力。為了賺取金錢、功成名就，我們需要成為符合常規的有用之人。只要脫序了，就會立即被社會排除，如同壞掉的零件。像是被停飛的空姐，當她不斷將所思化為語言，過於直接的發言便和服務業的要求衝突。失能的零件只能被留在原地，沒有再次飛行的機會，如同市區中的危老建築，只有被拆除開發的命運。

都市更新段落時，原本鋪在地上、佔據半個舞台的黑布被升起。黑布升起時，其上的麥克風架、三角錐、盆栽逐個倒下，一片狼籍。當黑布再次落下時，場上演員以破銅爛鐵等物件打擊聲響音樂，在澎湃的聲音中，卻只有發出優美聲音的小提琴演奏者被允許留下。

被規訓的身體、線性的時間

因此海歸青年與待業台商維持運動，訓練自己；人資管理也總是踏著滑板車上班。要有好的體能，才能有效工作，社會需要身心健康的勞工。除了外在條件，社會還有更多要求。這樣的狀態尤其在越南配偶秋紅的獨白中被彰顯，她道出自己的身世，卻又自我標籤「因為中文不好」，而由其他演員交錯替她講述。劇中的秋紅已來台灣多年，雖有腔調但中文表達實沒有問題，但她卻無法為自身發言。在秋紅被代言時，她以自己的方式跳起舞來，舞姿具有異國情調，其剩餘的表達卻容易被投以他者的凝視。當眾人以同樣的方式隨秋紅舞著，畫面令人動容，卻又詭異——這應該是整場演出中最柔軟的身體時刻。

柔軟的身體，也是演出中邱柏翔所飾演、無法被定義的角色的身體姿態。他沒有身份背景，只是提問、揭示，與說明。在其他角色汲汲營營於生活時，他依然能自由舞蹈。無法定義的角色質問著線性的時間觀：明明昨天和前天長得一樣，什麼時候開始，我們一直在期待明天、不確定未來？那「現在」又是什麼？在向著進步的社會裡，似乎只有往前才有意義，現在與當下無法被定義。開場邱柏翔捧上來一個盆栽，調整角度、審慎放在椅子上。盆栽後來又被演員移動到不同區位，面對台上的變動、場次流轉，只是兀自生長。植栽活在沒有刻度的自然時間，因著本體需要成長，以自身存在證成時間。盆栽裡的植物只要活著，就完足意義，與在現代工業時間裡的人們——以生產為刻度、講求效率與產值的存在方式——形成對比。

硬幣的共振、劇場的存在

在此時間與存在的辯證下，《剩人》敞開裸露的舞台乘載了「共時」與「共在」。演出末段，每個角色都經歷一個片刻：零錢滑出口袋／錢包，散落一地。無論是五元、十元或五十元，在追逐拾起硬幣時，角色們都產生了一種奇怪的感覺，好像正藉由這枚硬幣，和全世界握手。硬幣，在當前的生產時間中產生了一個縫隙，透露其他生命的存在，延續了過去和現在，攤開世界的共時，揭露其他意識。

我們的生命在同一個世界留下不同的痕跡，也無意識地相互影響。只可惜，意識雖然展露，卻沒有空隙擴張，眾人不停奔跑，而演出結束則在「我們沒有時間了」的速度高峰。盆栽在移動中又一次倒下，資本社會又再次獲勝。

儘管如此，《剩人》這製作的存在，已彰顯了劇場的意義，尤其此作因為疫情影響經過了三年不同版本的發展，也讓此作與劇組成為了「硬幣」，延續著時間與空間積累存在，展現了劇場的實驗與可能，以及與社會的共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