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在《美國 民主》的表現上，最為令人驚顫的，當然是透過近乎凝固化的身體與舞台意象，所形構出來的種種情境。這是近乎獨創的、無可超越的時空交錯下，所形成的創作。然而，人們會問：這是在表現政治或美學。其實，這問題是一定會出現，卻不一定需要被拆開來解答或詮釋的，理由僅僅在於：就當代而言，政治的內在化已經是殷切的需求。選票式的民主，自從被人類發明且允為理想的社會公式以來，表象從未穿越個人到共同的慾望機制，到達可以被人性化看待的層面。特別當選票式民主與資本主義密不可分的年代以來，資本霸權所掌控的民主，以現代化為名，幾乎惡名昭彰卻輕鬆征服世界。或許因為如此吧！穿透政治霸權的表象，成為劇場藝術在整體表現時專注投射的一種方位，這回又以義大利導演羅密歐･卡士鐵路奇（Romeo Castellucci）的這部作品，引發高度關切與討論。

從作品本身出發，這齣戲其實和一般觀戲最大的區別在於：它不是一齣戲，又或說它不僅僅是一齣戲，而是更靠近儀式的一種內在動員。聲音、光線、物件、舞台……出現時，都無比簡易卻在潔淨中令人屏息。當戲一開始，旗幟的變換透過穿越性別的軍人，以及臀上的鈴噹，完成一種召喚後，只需一桿天空降下的桿子及敲打聲，便拉開從暗幽中浮現的一組意象：荒野戰事中，打破時空框架的靜默風暴，從一個躺在懷裡的嬰孩開始。這便是儀式帶來的震盪感。化約的說：讓我們既靠近那被現實拉遠的時空，也疏離於被現實規訓的生存市場。這是儀式感發生時，我們所處的狀態。

儀式帶來的救贖與懲戒，成就這齣戲的核心面向。最大的原因，當然來自從一對清教徒夫妻，以及僅有的幾顆乾旱馬鈴薯，所帶來的場面。這是開拓者的飢荒，翻閱美國獨立建國之初的史頁，比比皆是。然則，我們卻在這儀式性的場面上，窺見超越歷史的共同記憶。這記憶，以一種殘酷的詩意，向我們展示宗教的罪惡恰是神聖的一體兩面。清教徒所象徵的美國，原本是歐洲人對法國大革命後失望，投射在美國的烏托邦夢想。其關鍵字眼便是平等的民主國境。然而，事實非只與願有違，且大大違背基本的願景。這也是本劇引用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在二百年前寫作《民主在美國》（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這書，卻並非搬演該書，而是重新創造另一個《美國 民主》的想像場域的重點。清教徒妻子飢不聊生，生存就是問題。然則，體內卻潛藏著充滿憤怒與原生意識的原住民。當血流從口而出，這妻子說出原住民語言時，伊的靈魂已然被剝奪者所佔領，而飢腸轆轆的清教徒，在虔誠的基督信仰面前，因為全面融入上帝選民的優越感中，早已成為歧視、暴力、侵犯、掠奪美洲原住民的共犯。

這是懲戒，因為被剝奪者從剝奪共犯體內，像附身般痛苦冒出。這也當然是薩滿儀式對召喚亡靈的救贖。然而，最關鍵的是，這救贖其實充斥著危機。因為犧牲的，不論原住民或清教徒，都是一場稱作民主的獨立戰爭下的底層民眾。

潛意識的運作，在劇場創作成為表現的特質。但，歸結來看，人們如何從意識流回返自身的文化傳承與社會認知，對於廣泛的第三世界文化而言，具備了一種文化抵抗的面向。這面向直接朝向帝國主義與西方資本主義，特別是美國主導下的世界霸權體系，卻是不須在創作中詮釋與明言，而在一定層面成為潛流的！就以拉美文學中的馬奎斯為例，在《百年的孤寂》中，出現的一道逆向著階梯攀爬而上的綠色血液，當然與拉美在西方殖民下的現代主義小說中的超現實潮流有關。但，拉美作家通常在述說中，將重要的導向朝著哥倫布所代表的西方帝國消滅的馬雅文明神話，作為拉美文明的的源頭與表徵。這是有其美學立場下的主張。

在這裡，《美國 民主》一齣戲對台灣觀眾而言，有其因冷戰後美國元素內化進這個反共親美社會，得以討論的介面。當然，這是一齣以十八世紀獨立戰爭時期的美國，作為背景的戲碼。但，整齣戲後半段以隔著一片薄紗的夢境來現身，就有超越特定時空的聯想，存在舞台上的動靜之間。戲劇將近尾聲時，清教徒妻將一具黃金般洗亮的「犁」推離，留下嬰兒躺在空曠的舞台，一個孤單的存在。上方投影下如鐵臂一般的兩具支架，意象費拆解。導演在演後座談中，也建議性的說：或許是天空的眼淚。這一切，果然如夢似夢，歧異多層。

然而，這夢是巨大且殘酷的，並有一種歷史的森然，隱藏其中間。然而，這森然卻讓我們回到馬克思在《路易 波納帕的霧月十八》所形容的隻字片語。他說，十八世紀資產階級的革命，「好像是被五彩繽紛的火光所照耀；然而這種革命為時短暫……人們一直是沉溺於長期的酒醉狀態。」相反，無產階級革命，「在自己無限宏偉的目標面前，再三往後退卻，一直到形成無路可退的情況時為止，那時生活本身會大聲喊道：這裡是羅陀斯，就在這裡跳躍吧！」

援引馬克思的經典，拉大這個終結的殘酷夢境，整個夢境所驅動的巨大悲劇感，或許完全生產出另一種想像的內涵。但，這是《美國 民主》夢的某種異境再生。如果，美國夢的共同記憶一直附著侵犯與霸權的意象，法國哲學家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的當代詮解，有其超越現實想像的美學意象，他說：「不承認波灣戰爭，因為它已不是戰爭，而是軍事產業的恐怖行動……。」在這裡，慘酷夢境所指涉的上帝選民的歧視性霸權，從美國建國以來至今，跟隨資本主義與科技的突飛猛進，其本質從未改變。

「發展是遇難者多於航行者的航行」，拉美作家加萊亞諾(Eduardo Galeano) 在《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Las Venas Abiertas de América Latina）中的名言，隔著時空的夢境，似乎呼應著《美國 民主》的這場慘酷夢境。因為，恰如布希亞對美國夢的發言：「你們的反抗，我沒有興趣。我有興趣的就是當是世界警察，在想消滅你的時候，瞬間透過戰爭科技消滅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