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白斐嵐（2023駐站評論人） 

實在想不起來上次有美國團隊受邀國家劇院演出，是什麼時候的事？腦中依稀記得伍斯特劇團（The Wooster Group）2017年來過臺北藝術節，但那是在水源劇場。身為評論，如此發言似乎很不負責任，於是我上了兩廳院網站搜尋一番──網路資料顯示自2015年以來，只有傑夫．索貝爾（Geoff Sobelle）的互動式物件劇場，而那是在實驗劇場。戲劇院則多以歐陸劇場為大宗，偶爾加上一些大英國協勢力範圍。如果要說台灣劇場深受「歐美」文化影響，就國際交流的實際比例來看，倒也不盡然。

「國家劇院」的標誌很重要嗎？對泰勒・馬克（Taylor Mac）的《Judy秀：美可敵國》來說或許如此。英文原名「a 24-decade history of popular music」（240年流行音樂史），既是歌舞秀、演唱會，也是行為藝術與儀式（如泰勒．馬克所說），2016年首演於St. Ann’s Warehouse，原為24小時不間斷的長時間演出，以246首流行歌，提出美國正史之外的另一種詮釋可能，以酷兒精神取代父權敘事，讓過往那些被抹滅的，重新浮上檯面。後又重組為3x8小時、6x4小時版本巡迴演出，這次來到台灣的，則是兩小時濃縮精華版（雖然實際演出為150分鐘）。

而所謂「另一種可能」（alternative），無論我們多麼努力抗拒二元敘事邏輯，依然無可避免地指向牢不可破的中心（畢竟，有邊緣就有中心）：不只是泰勒．馬克挑戰的美國正史，還包括同樣被視為邊緣的變裝表演。如他在演唱會中提到，「變裝」本來只能在昏暗酒吧或實驗場地演出，但某次他竟然受邀到林肯中心（「就像美國的國家劇院」，他補充說明）演出，只是是在戶外免費公演，還不能吵到劇院和音樂廳的付費觀眾！這次站上了台灣的國家劇院，自然也是另一種認可（變裝站上檯面）與反叛（挑戰既定規範）。然而我也好奇，作為主辦方的「國家劇院」，除了充當被突破的背景之外，是否具有同等能量，參與這場「宣示行動」？ 

如果近年台灣熟悉的歐陸潮流，是將現實帶進劇場，化劇場為嚴肅論辯的公共領域；那麼我們的確好一段時間沒想起美國前衛劇場、行為藝術（特別是和性別操演與身分政治相關的那條路線），往往用虛假的「扮演」拆解現實體制與規範建構，強調真實是種製造，以戲謔翻轉、鬆動身分疆界。在這樣的前提下，泰勒．馬克以其閃亮華服、時而深情時而挑動的嗓音，加上精心編排的聲光音樂，實承載了另一種又破又立的政治動能，絕不僅止於站上國家劇院舞台的認可與反叛。

泰勒・馬克在演出現場，開了個中文譯名「美可敵國」的玩笑（「I’m not so sure」，他說）。半做效果半認真。節目要賣，需要重新包裝，我不會罔顧現實對此指手畫腳。然而真正困擾我的，是劇院相關論述，備足了流行歌、變裝、同志運動的脈絡，就是沒有劇場。我的意思是，這畢竟是劇場吧！把重點放在變裝得到劇場（還是國家劇院）的認可，挑釁正規劇院規範，是否就拱手讓出了「劇場」可以具備的政治能量呢？

從行為藝術到酷兒展演，一言以蔽之，翻轉日常與廟堂。既然一切（性別、敘事、美學、國族史）都是建構，就沒有什麼是牢不可破。於是，泰勒・馬克（Taylor Mac）以流行樂重述的美國史，用意並非再造經典。恰好相反，隨著台詞、歌詞巧妙串起的語意不斷自我推翻，再熟悉這些歌曲的聽眾，聽完整場演出或許都會更加困惑。如男性既連結到萬惡父權，又是〈Only You〉歌曲中偶爾迷戀、崇拜的對象，像是他樂團成員呈現的「正面父親形象」（father figures）。〈Gloria〉歌詞裡有種姊妹伴似的親暱，他卻要觀眾帶著斥責想像「討厭的侵略者如習大大穿著女裝的模樣」。又或如演唱一戰愛國歌曲〈Keep the Home Fires Burning〉時，泰勒・馬克讓「自認是14-40歲男性（徵召年齡）」的觀眾走上舞台，重演壕溝戰事情境，接著卻在此段落話鋒一轉，開始聊起戰爭期間發展的女權運動，並要台上「男性」張開雙腿迎接「Tom boy」（男人婆，或稱T）的時代來臨。

Judy秀：美可敵國（國家兩廳院提供／苗嘉澍 MIAO's photography）

至於那些被他挑選上台互動的觀眾，他多次強調他們被指定的身分是種「扮演」：「你現在要扮演尷尬、惹人厭的異性戀男性」，一方面以此為手足無措站上舞台的觀眾開脫，另一方面時點明了性別操演最重要的精神──「日常生活所展現的性別樣態，其實都是種扮演」。如同我們無論男女老幼，要是不小心，也會在日常中流露出父權壓迫的面貌。於是，在他的每一首歌之間，我們的認知翻轉再翻轉，極盡可能地自日常生活召喚各種情緒，舉凡厭惡、抗拒、排斥、親暱、嬉鬧、釋放，在泰勒・馬克言語一聲令下，無痛切換。如果是在音樂劇裡，每一首歌開始前結束後，都要帶領觀眾來到不一樣的地方，泰勒・馬克的歌曲演繹徹底達到了九彎十八拐般的敘事推進。

然而，或許是多年身處「主流之外」的生命經驗，讓泰勒・馬克面對台灣觀眾時似乎有種過度溫柔與小心翼翼──至少這是我所感受到的，也好奇於其他地方巡演的觀眾是什麼感覺。台上的反叛與挑釁（如果這是本場演出的重要精神），似乎只停留在叫觀眾不要管兩廳院規定，要錄影、要站起來都可以，「I don’t care」。在完成對場地的解放之後，泰勒・馬克倒是時時刻刻意識到自己來自大國的身分，多次開玩笑說「我們美國人真的很吵」，又或者是在全場觀眾對著歌詞布幕，順利唱完〈Keep the Home Fires Burning〉副歌時，也嘲諷了一句「殖民主義真的很厲害！」

從性別與美學的邊陲來到中心，卻又從政治版圖的中心來到邊陲，泰勒・馬克的小心謹慎，讓兩者之間呈現雙邊認可的雙重微妙。在此同時，台下觀眾自豪於台灣成為亞洲第一個通過同婚的國家，尤其是當泰勒・馬克唱起事前為新創作進行田調、以台灣「兔兒神」為題的歌曲，更加催出了與第一世界接軌的美好感覺。如果說這是一場需要獻祭的儀式（如泰勒・馬克開場所說），我們彷彿無從獻起──連花上24小時的時間與精力都不必，可以輕易地將所有責任推給父權，「今晚用父權來獻祭」，但又是否真是如此？

如影隨形的戰爭陰影，是泰勒・馬克華美袍下的一根刺。烏克蘭與普丁，台灣與習大大，還有化為乒乓球的個人日常承受之攻擊。如果說整場演出有哪個時刻讓我瞬間出戲，那是一戰壕溝場景。坐在三樓的我，清楚看見台上觀眾開心享受自己的參與，在泰勒・馬克語言魔力下的他們，從士兵轉換身分成為被賦權的tom boy，而我不得不想起烏克蘭同樣被迫轉換身分的藝術家，上了戰場不見得能再活命。泰勒・馬克，當然不想要習大大吞併台灣，這樣他就來不了了。若有一天台灣也成為戰地，這場演出又將如何被記憶？

或許這是過度延伸，但那刻的我不禁想問，若說父權是萬惡根源，酷兒理念又將如何解決現世問題？正如嬉鬧與虛幻，也有乍然觸礁現實的時刻。結尾歌曲〈Power to the People〉恐怕是必要但不盡然的樂觀盼望。無論如何，我想我們終究相信兩小時的劇場演出，可以是246年歷史的濃縮，也可以是另一股滲透現實力量的起點──所謂變裝的力量，是變（翻轉），也是裝（扮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