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必然會變得貧窮，因為他的勞動的創造力作為資本的力量，作為他人的權力，而與他相對。他把勞動做為生產財富的力量轉讓出去；而資本把勞動作為這種力量據為己有。——卡爾·馬克思（Karl Marx）【1】

我其實不知道戲已經開始了——薛美華拿著手套與掃帚請大家幫忙打掃，滿地都是瓜子殼與碎骨頭，要上餐桌前觀眾得先把自己的用餐環境整理乾淨，洗菜者有之、洗碗者有之，他擰抹布我擦桌子，大家都有事情要忙，一群互不相識的人因為勞動而自然地對話。

「勞動」在戲中是關鍵性的存在，它首先打破了一群陌生人得挨肩併坐共食的尷尬，甚至切斷了思考的可能，在洗碗、擦桌子的當下我們不需要考慮藝術性、戲劇邏輯等等，制約似的聽從指令做事；第二步，就是勞動帶來的回饋－－「大家這麼辛苦工作，一定要好好吃一頓呀。」彭韶君把碗筷發下去，咚一聲端出大碗公，碗裡尚未軟透的泡麵，她一面介紹泡麵的來歷一面重複著：「快吃呀，剛剛都這麼認真做事了。」這一句話替《貴美的餐桌》找到合理的開場，此時此刻我們並非專程來這裡吃一頓飯、甚至不是看戲的觀眾，而是因為方才的勞動而得到合理餽贈的一群人。

接著，薛美華與彭韶君對視、神情嚴肅地說：「以前來了」，燈光明滅，差點沒有意會過來此時已經穿越了時空，回到「以前」，飲了一碗鮮美魚湯，莊重地彷彿某種宗教儀式，此時船笛鳴響，只見兩個黏著眼睛的胡蘿蔔登場，蘿蔔身上纏繞著麻繩，「扮演」漁民，帶來漁船也帶來豐盛的食物－－三條油花均勻的牛排，被彭韶君煎得吱吱作響，此時整桌的人都開始鼓動了。

無論是2017年於海港之都基隆的演出，或者是此刻於往昔港口集貨地的利澤，《貴美的餐桌》與其說是慎選地點的演出，不如說是劇中各種關於遠航產業、或者漁民的意象，都是環海的臺灣能輕易共鳴的主題。也是屬一屬二能夠看出資本主義侵襲的產業之一。

資本主義改寫「勞動」的定義，使之成為只能生產金錢的手段，也就是所謂「他人的權力」，因此漁民從遠方帶來的食物，是為了販售而非果腹。同時，隨著產業結構改變，漁獲愈來愈稀少－－漁船不再駛來我們小小的餐桌，取而代之的是一艘巨型、華麗的郵輪；郵輪不能帶來食物，它唯一能夠生產的就是欲望，欲望本身無法填飽肚子，但卻能夠讓充滿欲望、且富有支配權力的人，去指示苦力進行更多勞動，並且將這份勞動所帶來的金錢據為己有，滿足欲望。

劇中有一個安排是這樣的：因為漁船靠岸（上餐桌）的間隔愈來愈長，而且帶來的食物愈來愈少，漸漸無法讓桌上的每一個人都能品嘗到，於是大家得「轉雞頭」，被雞頭指到的人不能舉箸。取而代之的，是薛美華灑脫地開了一瓶台灣啤酒，替不能用餐的人斟倒。酒興一來，眾人更是歡鬧，幾度忘了有些人是沒有吃到東西的。這讓我想到在《車諾比的悲鳴》【2】一書中，有許多士兵是喝了政府配給的伏特加才敢進核災現場查看災情，不喝醉的話有些東西就會緊抓著不放，於是乎，雖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但我們最終也只剩下酒了。

大從車諾比的核災，小至餐桌上的分配不足，隨著下一趟漁船帶來的東西更少，幾乎只能讓半數人吃到，喝酒的人更多了，先前歡騰鼓譟的氣息亦削弱下來。

《貴美的餐桌》其實是一齣結構簡單、寓意直白的作品，倘若深入剖析，劇中最後一句引用賴和的台詞「苦力也是人，也有靈感，他們的吶喊，不一定比較詩人們的呻吟，就沒有價值」，其實是批判意味濃厚的。但之所以觀眾不至於感到成為資本主義共犯結構的一環，原因一是我們在坐下之前先付出勞力，因而此刻可以安心的站在勞動者（苦力）的一方；其二是因為雖然醉翁之意不在酒、亦不在吃，但是牛小排、豬肉捲蔬菜、悶煎鮮蝦……這些菜色並非幻想出來的，而是真實的美味，吃食的歡愉會淡化罪惡感（如果有罪惡感的話）。

只是無論整體的氣氛再如何輕鬆愉快，都還是會被最後郵輪的進入給打斷。如同前述：胡蘿蔔扮演辛苦工作的漁民，漁民們讓大船靠岸、帶來食物、餵飽桌上的人，卻在最後一刻被淹沒在郵輪曾停靠過的港口（胡蘿蔔倒頭栽掉進裝水的透明碗公裡），另外一位，則從腳開始一片片被削落。雖然只是一根蘿蔔，但是它身上黏著眼睛彷彿擁有靈光，它方才是那麼有精神地工作，因此看到利刃將之削成薄片的同時，心裡還是有股奇異的殘忍。現場其中一位觀眾忍不住開口：「蛤？他剛剛那麼努力還要被這樣對待喔？」

所謂的「他」，只是一根胡蘿蔔而已，就會讓人產生不適，就更別提那些活生生的勞工，長期被視為魚肉、任由社會體制刀俎剝削－－他剛剛那麼努力還要被這樣對待嗎？無論是誰，即便付出了再多的努力，都難保結局不會走向這一途，是吃完這一餐飯後，我所得到最昂貴的啟示。

註釋

1、本段文字摘自《你不知道的馬克思》，萬毓澤著，臺北：木馬文化，2018年2 月，頁54。

2、《車諾比的悲鳴》，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著，方祖芳、郭成業譯，臺北：馥林文化，2016年1月初版十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