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因為數量已經超越某無法界定的臨界點，抗爭的面貌在台灣人心中，如今已十分複雜。從2013年8月的洪仲丘事件、2014年318學運，到近日掀起波瀾的反年改團體，實際上已經足以見證抗爭在許多人心中（尤其年輕一輩），從義憤填膺、絕對正義的身體，漸漸轉化為需深思熟慮手段。對於經驗更老道的抗爭者，號召群眾的時機、手段與比例原則、如何掌控衝突與外部成本，這些他們早已熟稔的思考，如今都已經更普及地擴散到更多新手，甚至普羅大眾中。這可能是為何《大動物園》開場舉牌的黑衣男子比起大部分角色，更有立體感的緣故。在沒有透過話語表態的狀態裡，他的思考更具豐富性，沈默之中，我們難以猜測他究竟經歷了什麼：第幾次來？來多久了？為何而來？多重寫實設定將角色團團包圍，成為一個看不見的謎，身為周邊角色，因此留予觀眾更大思考空間。

相較之下，新進員工與假扮台灣黑熊前輩之間的對話，向我們展示了一個複雜度事實上低於現實的世界。前輩自信飽滿、活潑愉快地對新手說：在大動物園裡不要多問，要保持微笑！從表演及劇本角度，我們都無法將此角色歸類到「市儈者」的屬性，更像是由過於天真之口，驚怖地說出了過於蒼老的話。事實上，該角色後續也斷裂地未繼續扮演市儈者在劇本中，展示社會規則的功能，這個功能後期慢慢地轉移到園長身上。因此就連貫性而言，那句在作品開頭急於張揚的宣稱，更加是來自劇作家與創作群。隨後動物們風格化的表演，也再度重複這個問題。

動物園人道議題對大眾而言，利弊實際上已十分清晰，在此前提下，劇本實際上並未提出動物生活條件不佳外更大的思考空間。詭譎的是，劇本裡的人類角色，似乎跟現實中創作者的心境，貼合地重疊了。這群在動物園裡工作的人們，除了與梅花鹿十分親近的資深員工外，都很不快樂；新進員工則由過於天真的心智，飛快成長至在劇本後段能咆哮上司的成熟，加入宛如置身契訶夫筆下的痛苦俱樂部之中。這種奇異的疊合在展現創作者悲傷之餘，並未進一步說明此悲傷的起因需被辯證之處。我們不禁必須在事後問一個問題：如果痛苦在作品早期便已經被發覺，那麼為什麼炸掉動物園的行動必須被延宕至一個多小時以後？就結構而言，館長並沒有在過程展現不同心境轉折，而僅僅是透過行動解釋了從劇本一開始他既有的價值。因此可以判斷，那多餘的約一個小時是屬於動物的，為了展示冒險而預留，不屬於園長。

然而，在動物的軸線上，所有角色試圖逃離的片段，其行動都是嚴肅的。它由無數切身的失敗、討論、修正所組成，然而為了避免整齣戲過於嚴肅，導演透過風格化表演，不斷在過程插入點狀散布的笑料，緩和內裡嚴肅的氣氛。這是敘事策略的內在矛盾，意即，笑料本身分散了觀眾對劇本核心的注意力。而當事件進展終於切回正軌，風格化表演、加上衝動的行事策略，使動物本身再度成為過於簡單而不值得觀眾信任角色。在貂對自由的高聲呼籲中，我們其實再度看見開場那名黑衣人，更為單薄的版本：舉著自由大旗，希望所有動物都可以配合她。在這個新自由主義於全球盛行近三十年的當代——從蘇聯解體的1991年算起——這個名詞已經早已失去其正當性，無法再以簡單、風格化的方式進行正面宣稱。這也是為什麼市儈而不願採取積極行動的陸龜，最後竟跟黑衣人 、不說話的紅鶴，成為全劇最吸引人三個角色；因為她的處境跟態度，在劇本中罕見地追上了觀眾的處境。

在結構上層的人，充滿默契地陷入了絕望與悲傷；結構裡的人，則不斷提出過於簡單的解決方法。全劇種種跡象蒼白地顯示了，相對於現實，作品並沒有提出更進一步的質疑，也沒有打開更多思考空間。創作者與觀眾，處於共同原地踏步的位子，只是將眾人熟悉得忘卻的事，重提了一遍。就故事類型出發，《大動物園》與《玩具總動員》、《馬達加斯加》其實一樣，都是用卡通化氛圍訴說一個逃離偽烏托邦的故事。其中最大的差異是，《玩》與《馬》盡可能降低人類（結構上層）的曝光率，模糊其面貌，而將情感上的種種細節，清楚地描繪於底層人物中。在這種策略裡，隱而不見的上層結構，成為被思考、辯證的彈性空間。而《大動物園》是反其道而行的，底層的痛苦在輕佻笑話裡成為無足輕重的事，而具能動性的上層者又宛如戒斷俱樂部，陷入莫名、集體的哀傷。這是《大動物園》的核心其實已經傳達出來之餘，過於單薄的原因。我們毋寧看到另外一種故事：下班後，羊駝與貂用他們天生可愛的臉，沈靜地講出了無比蒼老的話。關於他們的一天。關於這一切不會結束。關於他們如何在生無可戀下，分散自己的注意力，迫使自己又找到新的有趣事物，來減輕痛苦。那可能是更嚴肅而有效的擬人化，因為儘管議題已老，但其實並沒有人耐心說明過，究竟在動物園裡生活一輩子，漫長而不得不細膩的時間究竟會是怎麼一回事。

就劇本核心而言，把結構繼續往上探，真正的上層可能是對動物園的市場需求。辯證至此，問題會變成：我們真的不能活在僅有國家公園，而既無動物園、也看不到非原生動物品種的地方嗎？這是《大動物園》以「重提」之姿，實際上背後提出的問題。只是問題本身的討論空間，在卡通化／簡化與嚴肅思考、還有在上位者的消極悲傷間，關閉起來了。上位者的悲傷，由於對劇本而言極具傷害，因此更像只是來自核心創作者們的焦心。通俗化從另一方面，就更嚴厲的角度而言，其實是對資本的靠攏。當然此說法已經過於嚴厲，也並非作者的本意，但卻同時反向、有效地指出另一個事實：或許，在這個已經被資本與消費社會充分麻木後的條件，只有透過對動物情感做一次全面、僭越的模擬，才更有可能迫使人們思考，我們是不是真的需要這些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