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劇史上鮮少有人將「動物戲劇」當作母題來探討，但動物在戲劇或文學裡的足跡並不算罕見：契訶夫《海鷗》和易卜生《野鴨》都以鳥類來當作象徵，以物寓意；尤涅斯科《犀牛》和卡夫卡《變形記》將人轉化成了動物或蟲類，將人性和動物性並置對比；喬治歐威爾《動物農莊》表面上將動物當作動物，事實上是將動物擬人化，藉此諷喻人類社會。這些經典皆以不同方法和層次來對照人與動物之間的關係，此次由魏于嘉編劇、黃丞渝導演的《大動物園》也不例外。不同的是，前者的動物多用來借喻，內容關注的目標仍在人類及其社會，而後者的動物則成了關注的主體。

整場演出以輕快活潑的音樂襯底，營造出一個歡樂的動物世界。從一開場，眾人便歡唱著兒歌般充滿童趣的曲調：「歡迎來到大動物園～」，加上樂手兩人現場演奏，以吉他、手風琴、直笛、鼓等配器交織，節奏鮮明，調性明亮。除了豐富的聽覺元素之外，視覺元素也生動活潑。全劇以富饒創意的手法演繹動物形象，不僅透過演員轉換不斷的聲調、口音、肢體、舉止，也藉由服裝設計的精心巧思，賦予了各個動物一種慣性（或說風格），呈現出諸多動物如羊駝、火鶴、黑熊、大象、斑馬、陸龜、猩猩、雲豹、馬來貘等形形色色的樣貌和特徵，加上導演簡潔而流暢的調度，幻化出一幅幅鮮豔多元、童真夢幻的景象。同時，就某個角度來看，這些動物扮演，既是在扮演動物，也是在扮演人類扮演動物，似乎也呼應著舞台一隅那片經過梳理重整的人造花牆及碧綠草坪所「扮演」而成的假自然，於是這般繽紛的景觀叩問了真假，也呈現出了某種雙重特質：既在頌揚，也在批判。

然而，這樣雙重並進的辯證並未貫穿全劇，取而代之的是遊走在自由與禁錮、控制與受制的二分邊界。全劇在看似歡愉的表面底下，充滿著對禁錮的反動、對自由的嚮往。在戲開始沒多久，外界有很多反對大動物園的聲音，有人舉著「解放動物，回歸自然」的標語；動物們天真無邪、活潑可愛，不論是不得已執法的動物園園長或誓死捍衛的新舊員工，態度皆沈重嚴肅、滿腔熱血，兩個群體之間拉出了一種二分狀態，不是加害與迫害，而是悲情與犧牲，於是這兩組人馬雖非截然平行，但各自單一，情感上幾乎抬升到了國破家亡、激昂壯烈的層級。

是的，明顯可見此劇在議題上倡導動物權的鮮明立場，而動物權也確實重要，但在整體劇情並未往更深層、更複雜的方向去辯證，會有結論先行、過度浪漫的危險。假若從開頭就有了結論，那麼劇情不但失去了層次，也失去了由欲望、恐懼等非關道德要素所組成的真正人性，這問題恐怕正是源自於全劇試圖以人的思維來取代、傳聲動物思維的基礎，以及積極倡議動保權益的初衷，不知不覺地屏除掉了許多更複雜難解、更難以用道德定義的爭議。我不禁試問，除了馬來貘的玩笑之外，有沒有動物是真的全程想留下而不想逃走的？兩兩群體之間各自的權力矛盾是否存在？對那些一出生就在動物園裡的動物來說，自由是什麼，而自然又是什麼？進一步地來問，動物的自由意志是什麼，人的自由自志又是什麼，動物是否真有真假的概念？這當中是否也存在著「子非魚安知魚之樂」的矛盾？再者，人類何嘗不是動物的一種，那麼人類的「動物性」又在哪？若物競天擇才是真正的自然法則，那麼保育動物的人力介入，是利還是弊？除了善惡兩分，這當中是否存在著「必要之惡」的可能性？與全劇的鮮明主張和滿溢情緒相較，由張棉棉所飾演的大媽，從容地處理著斑馬的屍體，將象徵斑馬屍體的條紋布料及血紅布塊，一片一片地撕開，以剪布、撕布、車布的日常聲響強化了肢解的力道，以非常獨特的手法重疊了物化與暴力的意象，與原本政治正確的立場有了可貴的、小小的抗衡。

題旨先行之下，連帶地影響到了戲劇格局和敘事節奏。全戲一開始有了好的前提和基礎，只可惜滿滿的情緒幾乎拖住了戲的行進，不僅錯失了劇情發展的時機，也幾度陷入了保育宣導的窠臼，要到過了好一陣子，一直到了中後段，劇情才從傷感中走出，轉向成為一場動物逃難歷險記，這時才回到了故事，放下了宣教。令人驚喜的是，全劇所欲探討的議題對象其實並未止於動物，而是藉由提出對於「換到更大更好的地方」的問題意識，在結尾之處將人類和動物的困境連結在一起，試圖將整體內容推往更大的格局；只不過，可惜的是，缺乏鋪陳，為時已晚，難以看出角色是歷經過了怎樣的阻撓或挫折，累積下來而深有所感，致使全劇深具意義但敘事動量不足。因此，當此戲為動物的困境發聲，這樣的發聲卻變相成了劇本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