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鍾承恩（2024年度專案評論人）

今年的台北藝穗節中，《理想濕度》、《壞螺絲》與《一個外送員的21種死亡方式》（下簡稱《外送員》）三齣，皆以勞動來切入各自的精神狀態，且都以死亡作為行動的終點。因此筆者意圖以此三齣作品，如何各自使用「尋死」的身體，來處理「勞動」經驗。對於三齣作品而言，勞動似乎從被淘汰的莫可奈何開始。《理想濕度》的機器擬人化，最開始便是以舊式除濕機要面臨迭代的淘汰而展開；而《壞螺絲》則描述了在高度標準化與集體一致的框架下，失能且屢屢無法被矯治的螺絲；《外送員》以不見容於正常生活機能的「白日夢症」作為角色的前提。對於三齣作品而言，一種基於勞動市場而被淘汰的焦慮始終存在，而這種焦慮所映射出的對象雖然各自不同，卻都殊途同歸地以「尋死」的敘事來作為終結。而在此三齣的例子中，我們都可以看到「尋死」作為一種展演時，如何將勞動經驗轉化為精神狀態的缺失，以此成就自己的「尋死」慾望。

尋死：個體的反抗之夢

首先，《理想濕度》的「理想」，主要被寄託在革命的可能性上。然而其最初所面臨的淘汰，在敘事中首先很微妙地建立於，舊型除濕機自身的功能與體積不合於搬家的需求，而無法繼續待在主人身邊。這種對於人的高度依戀，並不建立在後來以革命為主軸的自由論述，且此時舊型除濕機的主張，甚至並不在意自己的工作被新型除濕機所替代，因此也無關乎異化的問題。然而此種基於某種倫理的切面，卻迅速地在新型除濕機的威逼利誘下，轉換為：機器生來是為了機器勞動的革命自治理想。接著以作為丈夫的冷氣機，其苦悶、性缺失的中年危機生活一幕，讓這種對抗的意圖，以極其「人類」邏輯的直白方式，來為勞動的異化背書。其後貫穿主線的，因而只剩下新舊除濕機各自所代表的，革命記憶的棄守與堅持。在此之前，勞動場域的倫理可能、以及始終擁有記憶，但滿足於被使用者讚賞的女性角色（冷氣遙控妻、學妹），則在舞台的表演上早被排除在外。最終，革命的注定失敗，則進一步完成了「尋死」姿態的表演基礎。

理想濕度（仿作提供／攝影黎昱成）

在《壞螺絲》中，勞動的焦慮則被投射在與集體的關係上。開場首先以一致的表演方法，演示對「螺絲」所象徵的口號：科學、效率、集體、穩定、自由，進行拜物儀式。而在日復一日包括：工作、放鬆、睡眠的標準作業流程中，一顆無法跟上作業流程的「螺絲」因為「睡不好」、「心情不好」的理由而失能。即使進入了診療的系統中，在失語的狀態下，仍然要奮力吐出「我努力留下」來進行說明。至此為止，《壞螺絲》揭露了另一種慾望，因為勞動者的身體失能而無法歸順集體的挫敗感。如果說在其支吾發言的「存在是個錯誤」、「我引發了那股地震」的懺情中，仍保有超出於對抗意識的倫理以拓寬關於勞動的想像的話。那麼當它的敘事被生成式AI的文字接龍所劫持，以至於壞掉的螺絲從咿呀的失語狀態，瞬間奪回了話語能力，以聲張「那不是我的故事」來反抗竄改敘事的集體。此時，集體原本的曖昧性於是消散，坍塌為不共戴天的他者，而在接下來三番的矯正治療中，個體敘事面對集體的不敵，亦不厭其煩地為結尾的兩次「尋死」表演鋪墊其合理性。

壞螺絲（碩劇團提供／攝影周熙芊）

在《外送員》中，勞動則幾乎作為某種詩性與夢想的反面。一個有「白日夢症」──清醒的人格分裂者──的外送員／詩人，由於認為白日夢症正符合自己詩人的創作能量，故而在最初的診療中，便十分牴觸治療白日夢以交換正常機能的可能，進而先後獻唱了三次不同謳歌夢想的創作。換句話說，此處某種抗拒庸俗的「詩性」，已成為了無可爭辯的基本前提。而這股詩性所要對抗的具體表現，正是接下來我們看見角色作為外送員的勞動狀態。對於角色而言，在勞動尚可意義化的時刻中，演員使用了類似戲曲身段的呈現，來演繹沉浸在幻想中，以馬桶刷為馬鞭的外送員「唐先生」（唐吉訶德）與他侍奉的「公主」（訂單客人）。然而白日夢首先在外送平台的制式對話中一次次被拉回，直到唐吉訶德跪地撿拾灑落的百元鈔票後，馬鞭終於被棄置，取而代之的，是以寫實表演來表現騎摩托車的雙手。現實惡劣的勞動條件，以及對於白日夢的堅持，最終合理化地推演出結論：生命沒有出路，那麼，尋死就是出路。只有在這樣的基礎上，方證成了後續對於二十一種「尋死」的諸多表演。

勞動與尋死的互相支持

以上三齣作品針對勞動的狀態可以被歸納為身體的失能：無論是以喪失記憶與瘋癲狀態演繹的《理想濕度》、呈現為工作上的失誤與溝通失能的《壞螺絲》，還是直白地講述自己全身器官因勞動而耗損如斯的《外送員》。然而這些身體的耗損，似乎並不構成一種障礙，反而是進一步地，被選擇保留以推演某種特定缺失的基本條件。於是我們看到《理想濕度》的新舊除濕機可以不斷死而復生、《壞螺絲》的螺絲也可以瞬間奪回話語能力、而《外送員》更是直接將精神疾病視作為詩性的必要因子。換言之，這些勞動經驗的挫敗，實際上並不是這些作品欲除之而後快的問題。相反地，這些挫敗不僅作為莫可奈何的前提，它們甚至有必要持存，才能夠證成最終無論如何必須「尋死」的行動。既然如此，「尋死」的展演實際上並不為勞動所迫，相反地，只有在與這些勞動「困境」的合作下，「尋死」才能夠得到支持。

在《理想濕度》中，無論是等待千年以至瘋狂，二度死亡於槍下的舊型除濕機；還是懷抱理想卻被人類加班應酬後的嘔吐物所淹沒，從而被分屍的新型除濕機，這些死亡的狀態都為革命的母題服務。尤其是終幕新型除濕機取回記憶，終於能正面面對舊型除濕機的指控，革命的追隨者緩慢地走向叛逃者的長槍自殺，讓革命的分裂完成和解；而《壞螺絲》中，在屢次的敵眾我寡後，主角選擇停止呼吸，殺死自己同時也殺死眾人。然而醒轉過來，卻發現依然身處於一個寫實的辦公室場景，因而再次吞螺絲自殺，導致眾人漸次嘔吐般地被捲入失語的症狀。

一個外送員的21種死亡方式（達秋劇團提供／攝影 IG @dejar_designs.co）

而《外送員》的狀況則較為特殊，由於尋死早早便成為了它的預設，我們看到在二十一種死法的嘗試中，總有各種藉口來讓角色放棄，比如「國中屁孩才割腕」云云。顯見處理尋死姿態的重要性，遠大於處理讓人不得不死的現實條件。因為處理現實條件的可能，早已透過「成功學」與藥物治療所表徵的「俗氣」與「正常」的想像，作為詩性與夢想的對體，而被排除在外。雖然在最終的結尾，角色嘗試以馬桶水自溺而亡失敗後，改以筆桿槍殺自己。終幕，角色回到診療間與醫生分享得救的原因，是因為認知到一種「不需要觀眾的戲」，因為這一切根本就是「演給自己看的」。這個收尾多少使「尋死」的行動不再侷限於一種自溺，但並不改變整齣戲絕大多數時間，將外送員勞動條件的限制，作為推動「尋死」動機的主要敘事。那麼，在這三齣戲中，「尋死」實際上被以下的邏輯所支持：只有在成為烈士時，革命才能繼續；只有在失語的時候，個體才會出現；只有保留了精神病，夢想才會存在。

精神缺失的生產機制

綜觀三齣作品，「尋死」命題的有效，基本建立在對於勞動現狀莫可奈何的絕對信任上。然而從勞動狀態、精神缺失到尋死展演，真正具有推演關係的僅有末二者，也就是各種精神狀態的缺失才是促成死亡的動機。即使這些精神狀態可以有各種實證經驗的來源，這三齣劇卻不約而同地將這些缺失的命題，歸因於勞動的經驗，以至於所有人乍看之下，都像是被勞動形式所逼死。實際上在此處，勞動與精神缺失的關係，正如勞動與尋死的關係，其緊密的狀態並不是我們所想像的因果關係，勞動的損耗並不導致各種缺失，反而是這些損耗被用以支持革命能量、支持個體敘事、支持詩性夢想。

一個外送員的21種死亡方式（達秋劇團提供／攝影 IG @dejar_designs.co）

也就是說，當我們把「勞動至死」閱讀為「勞動致死」的推演邏輯時，筆者所想要提醒的是，我們所關心的很可能是「尋死」本身，而不是勞動。也就是：什麼樣的勞動形式可以來支持我「尋死」的展演，而不是什麼樣形式的「尋死」可以拓寬對於勞動的想像。而若勞動形式在此所扮演的角色，不過是支持「尋死」的工具時，死亡本身的激進性，反而全面退縮為一種保守的姿態。因為只有在勞動條件繼續維持不變的狀態下，「尋死」才足以成為保全革命純潔、個體自由、夢想貞節的姿態。

「勞動致死」終而成為一種期待與共謀，這個機制透過連結勞動經驗與「尋死」的浪漫，回過頭確認自己對於勞動經驗的想像為真。而當勞動條件的維持現狀繼續成立之時，真正的慾望所在：革命的運轉、自由的現身以及詩性的意義，才具有不斷被生產的意義與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