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鍾承恩(2024年度專案評論人)
今年的台北藝穗節中,《理想濕度》、《壞螺絲》與《一個外送員的21種死亡方式》(下簡稱《外送員》)三齣,皆以勞動來切入各自的精神狀態,且都以死亡作為行動的終點。因此筆者意圖以此三齣作品,如何各自使用「尋死」的身體,來處理「勞動」經驗。對於三齣作品而言,勞動似乎從被淘汰的莫可奈何開始。《理想濕度》的機器擬人化,最開始便是以舊式除濕機要面臨迭代的淘汰而展開;而《壞螺絲》則描述了在高度標準化與集體一致的框架下,失能且屢屢無法被矯治的螺絲;《外送員》以不見容於正常生活機能的「白日夢症」作為角色的前提。對於三齣作品而言,一種基於勞動市場而被淘汰的焦慮始終存在,而這種焦慮所映射出的對象雖然各自不同,卻都殊途同歸地以「尋死」的敘事來作為終結。而在此三齣的例子中,我們都可以看到「尋死」作為一種展演時,如何將勞動經驗轉化為精神狀態的缺失,以此成就自己的「尋死」慾望。
尋死:個體的反抗之夢
首先,《理想濕度》的「理想」,主要被寄託在革命的可能性上。然而其最初所面臨的淘汰,在敘事中首先很微妙地建立於,舊型除濕機自身的功能與體積不合於搬家的需求,而無法繼續待在主人身邊。這種對於人的高度依戀,並不建立在後來以革命為主軸的自由論述,且此時舊型除濕機的主張,甚至並不在意自己的工作被新型除濕機所替代,因此也無關乎異化的問題。然而此種基於某種倫理的切面,卻迅速地在新型除濕機的威逼利誘下,轉換為:機器生來是為了機器勞動的革命自治理想。接著以作為丈夫的冷氣機,其苦悶、性缺失的中年危機生活一幕,讓這種對抗的意圖,以極其「人類」邏輯的直白方式,來為勞動的異化背書。其後貫穿主線的,因而只剩下新舊除濕機各自所代表的,革命記憶的棄守與堅持。在此之前,勞動場域的倫理可能、以及始終擁有記憶,但滿足於被使用者讚賞的女性角色(冷氣遙控妻、學妹),則在舞台的表演上早被排除在外。最終,革命的注定失敗,則進一步完成了「尋死」姿態的表演基礎。
理想濕度(仿作提供/攝影黎昱成)
在《壞螺絲》中,勞動的焦慮則被投射在與集體的關係上。開場首先以一致的表演方法,演示對「螺絲」所象徵的口號:科學、效率、集體、穩定、自由,進行拜物儀式。而在日復一日包括:工作、放鬆、睡眠的標準作業流程中,一顆無法跟上作業流程的「螺絲」因為「睡不好」、「心情不好」的理由而失能。即使進入了診療的系統中,在失語的狀態下,仍然要奮力吐出「我努力留下」來進行說明。至此為止,《壞螺絲》揭露了另一種慾望,因為勞動者的身體失能而無法歸順集體的挫敗感。如果說在其支吾發言的「存在是個錯誤」、「我引發了那股地震」的懺情中,仍保有超出於對抗意識的倫理以拓寬關於勞動的想像的話。那麼當它的敘事被生成式AI的文字接龍所劫持,以至於壞掉的螺絲從咿呀的失語狀態,瞬間奪回了話語能力,以聲張「那不是我的故事」來反抗竄改敘事的集體。此時,集體原本的曖昧性於是消散,坍塌為不共戴天的他者,而在接下來三番的矯正治療中,個體敘事面對集體的不敵,亦不厭其煩地為結尾的兩次「尋死」表演鋪墊其合理性。
壞螺絲(碩劇團提供/攝影周熙芊)
在《外送員》中,勞動則幾乎作為某種詩性與夢想的反面。一個有「白日夢症」──清醒的人格分裂者──的外送員/詩人,由於認為白日夢症正符合自己詩人的創作能量,故而在最初的診療中,便十分牴觸治療白日夢以交換正常機能的可能,進而先後獻唱了三次不同謳歌夢想的創作。換句話說,此處某種抗拒庸俗的「詩性」,已成為了無可爭辯的基本前提。而這股詩性所要對抗的具體表現,正是接下來我們看見角色作為外送員的勞動狀態。對於角色而言,在勞動尚可意義化的時刻中,演員使用了類似戲曲身段的呈現,來演繹沉浸在幻想中,以馬桶刷為馬鞭的外送員「唐先生」(唐吉訶德)與他侍奉的「公主」(訂單客人)。然而白日夢首先在外送平台的制式對話中一次次被拉回,直到唐吉訶德跪地撿拾灑落的百元鈔票後,馬鞭終於被棄置,取而代之的,是以寫實表演來表現騎摩托車的雙手。現實惡劣的勞動條件,以及對於白日夢的堅持,最終合理化地推演出結論:生命沒有出路,那麼,尋死就是出路。只有在這樣的基礎上,方證成了後續對於二十一種「尋死」的諸多表演。
勞動與尋死的互相支持
以上三齣作品針對勞動的狀態可以被歸納為身體的失能:無論是以喪失記憶與瘋癲狀態演繹的《理想濕度》、呈現為工作上的失誤與溝通失能的《壞螺絲》,還是直白地講述自己全身器官因勞動而耗損如斯的《外送員》。然而這些身體的耗損,似乎並不構成一種障礙,反而是進一步地,被選擇保留以推演某種特定缺失的基本條件。於是我們看到《理想濕度》的新舊除濕機可以不斷死而復生、《壞螺絲》的螺絲也可以瞬間奪回話語能力、而《外送員》更是直接將精神疾病視作為詩性的必要因子。換言之,這些勞動經驗的挫敗,實際上並不是這些作品欲除之而後快的問題。相反地,這些挫敗不僅作為莫可奈何的前提,它們甚至有必要持存,才能夠證成最終無論如何必須「尋死」的行動。既然如此,「尋死」的展演實際上並不為勞動所迫,相反地,只有在與這些勞動「困境」的合作下,「尋死」才能夠得到支持。
在《理想濕度》中,無論是等待千年以至瘋狂,二度死亡於槍下的舊型除濕機;還是懷抱理想卻被人類加班應酬後的嘔吐物所淹沒,從而被分屍的新型除濕機,這些死亡的狀態都為革命的母題服務。尤其是終幕新型除濕機取回記憶,終於能正面面對舊型除濕機的指控,革命的追隨者緩慢地走向叛逃者的長槍自殺,讓革命的分裂完成和解;而《壞螺絲》中,在屢次的敵眾我寡後,主角選擇停止呼吸,殺死自己同時也殺死眾人。然而醒轉過來,卻發現依然身處於一個寫實的辦公室場景,因而再次吞螺絲自殺,導致眾人漸次嘔吐般地被捲入失語的症狀。
一個外送員的21種死亡方式(達秋劇團提供/攝影 IG @dejar_designs.co)
而《外送員》的狀況則較為特殊,由於尋死早早便成為了它的預設,我們看到在二十一種死法的嘗試中,總有各種藉口來讓角色放棄,比如「國中屁孩才割腕」云云。顯見處理尋死姿態的重要性,遠大於處理讓人不得不死的現實條件。因為處理現實條件的可能,早已透過「成功學」與藥物治療所表徵的「俗氣」與「正常」的想像,作為詩性與夢想的對體,而被排除在外。雖然在最終的結尾,角色嘗試以馬桶水自溺而亡失敗後,改以筆桿槍殺自己。終幕,角色回到診療間與醫生分享得救的原因,是因為認知到一種「不需要觀眾的戲」,因為這一切根本就是「演給自己看的」。這個收尾多少使「尋死」的行動不再侷限於一種自溺,但並不改變整齣戲絕大多數時間,將外送員勞動條件的限制,作為推動「尋死」動機的主要敘事。那麼,在這三齣戲中,「尋死」實際上被以下的邏輯所支持:只有在成為烈士時,革命才能繼續;只有在失語的時候,個體才會出現;只有保留了精神病,夢想才會存在。
精神缺失的生產機制
綜觀三齣作品,「尋死」命題的有效,基本建立在對於勞動現狀莫可奈何的絕對信任上。然而從勞動狀態、精神缺失到尋死展演,真正具有推演關係的僅有末二者,也就是各種精神狀態的缺失才是促成死亡的動機。即使這些精神狀態可以有各種實證經驗的來源,這三齣劇卻不約而同地將這些缺失的命題,歸因於勞動的經驗,以至於所有人乍看之下,都像是被勞動形式所逼死。實際上在此處,勞動與精神缺失的關係,正如勞動與尋死的關係,其緊密的狀態並不是我們所想像的因果關係,勞動的損耗並不導致各種缺失,反而是這些損耗被用以支持革命能量、支持個體敘事、支持詩性夢想。
一個外送員的21種死亡方式(達秋劇團提供/攝影 IG @dejar_designs.co)
也就是說,當我們把「勞動至死」閱讀為「勞動致死」的推演邏輯時,筆者所想要提醒的是,我們所關心的很可能是「尋死」本身,而不是勞動。也就是:什麼樣的勞動形式可以來支持我「尋死」的展演,而不是什麼樣形式的「尋死」可以拓寬對於勞動的想像。而若勞動形式在此所扮演的角色,不過是支持「尋死」的工具時,死亡本身的激進性,反而全面退縮為一種保守的姿態。因為只有在勞動條件繼續維持不變的狀態下,「尋死」才足以成為保全革命純潔、個體自由、夢想貞節的姿態。
「勞動致死」終而成為一種期待與共謀,這個機制透過連結勞動經驗與「尋死」的浪漫,回過頭確認自己對於勞動經驗的想像為真。而當勞動條件的維持現狀繼續成立之時,真正的慾望所在:革命的運轉、自由的現身以及詩性的意義,才具有不斷被生產的意義與條件。
《一個外送員的21種死亡方式》
演出|達秋劇團
時間|2024/09/05 14:30
地點|剝皮寮歷史街區-康定路173-21號&23號
《理想濕度》
演出|仿作
時間|2024/08/28 19:30
地點|牯嶺街小劇場二樓藝文空間
《壞螺絲》
演出|碩劇團
時間|2024/09/02 19:15
地點|濕地Venue-5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