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異鄉，征服、抵擋，開放、封閉，逃離、收容，放棄、強據──《Holy Crab!異鄉記》說的正是千百年來人類一再歌詠傳唱、甚至親身實踐的故事原型。我們在開闊自由的土地上築起國界城牆，接著我們也許偷偷摸摸、也許大舉入侵，跨越了自己打造的國界城牆，最後更起了質疑，試圖將心中的邊界架空拆毀。關於移民的故事既然說不膩，無論是出走方的顛沛流離，還是迎接方的生存焦慮，總是各自有理。而在《Holy Crab!異鄉記》中，一幕身著美國國旗元素（紅藍白條紋與星形）與印地安頭飾混搭風的三人組合，倒是以「誰的原鄉，誰是原住民」之大哉問，為自己的移民故事打下了敘事基底。

中國劇作家朱宜之《Holy Crab!異鄉記》是首屆【全球泛華青年劇本創作競賽】首獎作品。在與周遭華文地區少有劇本創作交流的台灣，無疑帶來了全然不同的關注視野與劇場語感。即使是深具普世性的「移民題材」（且因中國崛起、中東難民議題等局勢變動越演越烈），其呈現手法與內涵，也與近年來早已成為台灣劇場主流的歐陸路線大相逕庭。相較於歐陸社會中移民與原居民的明確界線，《Holy Crab!異鄉記》從中國移民角度刻劃的美國社會，卻貼切地呼應了這些年來台灣剪不斷也理不清的認同問題。如前段所述，那鮮明的美國／印地安三人組，不禁令人聯想起520總統就職典禮紙風車演出引發的史觀爭議：美國（國家）在印地安人之後才出現在美國這塊土地（地理位置），曾經的移民與掠奪者，成了美國合法的主人，讓前任主人退守小小的保留區；接著，一代又一代的新移民從南部、從沙漠、從海的另一端來到，曾經的外來者高舉著「原居民」大旗，萬般有理地挺身捍衛疆界，保護自身（從前人搶來的）土地，深怕自己一個輪迴也得退守小小的保留區。星條旗與鷹羽交疊的隱喻，儘管在劇中一閃而過，並未多加著墨，卻成為《Holy Crab!異鄉記》最深刻的意象之一。如今守護關卡的義正嚴詞，不也正是當年名不正言不順的原因？這既是劇中試圖刺破的美國夢，又何嘗不是台灣人（集合名詞）都該感同身受的矛盾？

光談「移民」問題，似乎很容易陷入政治正確的框架裡，任何原居民的焦慮都很有可能落入「右派仇外」的險境。《Holy Crab!異鄉記》除了如前段所述，拋出那「誰才是原住民」的大哉問，更利用大閘蟹的外來物種威脅，為此劇論述攪局。當曼哈頓島的外來蟹類大舉入侵，破壞了生態平衡，人類又該用什麼態度來面對「生物移民」？在生物學上，難道不正是斬草除根，避之唯恐不及？此舉巧妙地破除了「焦慮就是排外」這過於簡化的政治正確魔咒，讓議題矛盾更加勢均力敵。事實上，《Holy Crab!異鄉記》正仰賴這股矛盾，作為其討論基底：如開頭登場（同時也是此劇重要象徵）的自由女神像，既是實現自由理想的標的，但同樣位於此處的艾利斯島（Ellis Island）卻也是隔離、阻擋移民的監獄；又或是海關官員道格（郭耀仁飾），在信任與懷疑中掙扎，「歡迎入境」的背後卻是揮之不去的威脅恐懼。

既然矛盾無法解決，關於先來後到、包容抑或恐懼的情結便暫且擱下，將族群分野與國界跨越轉為個人層次的情感交流。於是，我們看到海關官員道格在職場之外的生活場景（海關場景僅只出現一次），最後甚至和中國女孩徐夏（蔡佾玲飾）談起戀愛，將冰冷嚴峻的「關界」延伸至以人為本的日常交往。中國商人徐林（徐夏兄，林家麒飾）更成了全劇最動人的註腳：幼年時看到海產店螃蟹奮力「力爭上游」，從一百元區塊要游到兩百元區，若說這代表了人往高處爬的移民心境，那麼徐林將螃蟹買回家，作為寵物陪伴，實將移民對於外在物質處境的追求，回歸於個人情感的內在認同與歸屬需求，也才有了後半段關於「我心裡是個美國人」那看似荒謬卻不無道理的感觸。在這角色的鋪陳下，再次質疑了我們什麼拿為彼此分類標籤。

自外來物種大閘蟹拉出的另一條敘事邏輯，是以「吃」為首的食物認同（舞台後方雖明列著「Eat Pray Love」三字，實僅聚焦於「Eat」本身）。關於「你是什麼人」之界定，通常來自於血緣種族或是國籍身份兩大標準。前有銅鑼灣書店老闆桂敏海，身為瑞典公民依舊要「被中國人」；後者有孕婦千方百計闖關，為後代留下「美國人」的一紙證明。無論是外型輪廓或是白紙黑字，在這一翻兩瞪眼的標籤底下，「食物」卻帶來另一種更內化、更流動的認同概念，且早已成為諸多族群作品的鍾愛元素（隨手拈來的例子有希臘／土耳其《香料共和國》、黃志明《辣死你媽》、香港《麥兜》系列等）。俗話說「we are what we eat（食物造就了我們）」，無論是終難忘懷的家鄉味，或是來到異鄉後，隨著陽光、空氣、水質而逐漸變異的新滋味，不正是每個移民最真實的矛盾狀態？此外，由他人所賦予的食物意義，被包裝的文化意涵，讓大閘蟹與火雞成了噁心與溫馨的並陳比對，但這一切評價，如同身分認同，不也是外加的框架假象？

類似於食物烹飪，「音樂」向來也是族群作品拿來與外在標籤相對的流動元素。不過，儘管《Holy Crab!異鄉記》也出現了短短幾段竹板快書，顯然無意在音樂面再次碰觸認同問題，反而是如同希臘戲劇歌隊般，以串場歌舞跳脫線性敘事，或奇幻或抒情，增添《Holy Crab!異鄉記》之於社會現實的預言感。可惜歌隊歌詞難以辨識，失去了與主線敘事相互映照的張力，也讓這些天馬行空的段落更難以理解。此外，在其營造氛圍為主的明確企圖中，卻不見瀰漫全劇的「矛盾」基底，在跳脫現實的幻覺片刻，消散了重新落地的衝擊。

也許移民議題總是特別敏感，深怕一不小心就碰觸了四面八方的玻璃心。《Holy Crab!異鄉記》無論是編劇或導演選擇，都時時可見類似的謹慎痕跡，有時不免也出現了假多元的刻意陪襯。如此劇主線為中國移民與美國社會之關係，或許是擔憂針對性太強，於是拉進了如巴基斯坦、宏都拉斯移民，或阿茲提克與西班牙的殖民歷史，營造了「一個也不能少」的美式多元文化政治正確，卻也只是點到而已。劇中甚至刻意混淆了大閘蟹與中國移民的單線隱喻，讓懷孕的巴基斯坦移民飾演繁殖強的大閘蟹，未免顯得多餘且權宜。事實上，劇場本身假可亂真的扮演本質，自已擁有開放的詮釋空間，更已是《Holy Crab!異鄉記》亮點之一。如說著台式國語膚色黝黑（與高加索人相比）的道格，說出「我看起來不像美國人（白人）嗎」的那刻，早已觸發了文字以外的各種弦外之音。光是大閘蟹、美國／白人、印地安人、移民幾個簡單元素就已說服力十足，點出了不限一時一地、跨越人種國籍的認同問題，何必又再回歸那由標籤所賦予的「多元」？

在政治正確的後作用力下，看著族群問題，不免也令人聯想到性別關係。全劇從徐夏角度切入敘事，徐林與道格二角都是以她為中心，但實際上她卻最沒有自己的聲音，溫順著聽從他人安排、任由他人追求，依附著另兩人讓劇情前進。即使最終自己選擇離開，當初的夢想不曾再次提及，所謂的主動選擇反更像是另一次不得不的逃離。然而，話說回來，我們又有誰真正知道自己為何而來，為何而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