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以及西方國家所主導的國際化現象充斥之際，藝術創作者能夠對於自身所處社會進行審視是相當值得期待、讚賞的。台灣人為何學英文？在外國人眼中的台灣人又是以怎樣的形象現身？我們可以將「台灣在國際上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存在？」看作是複象公場此次創作意念的核心骨幹，也是導演李承寯對觀眾拋出一個沒有解答的提問。

劇情由台灣女性Tina、美國男性Tom、中國女性Chen、日本男性Uehara等兩男兩女、四種國籍的角色設定展開糾葛。在只有兩男一女的演員限制下試圖拋開性別，分別在不同場次，以更換服裝的方式輪替扮演不同角色。創作者以諷刺喜鬧的手法，藉台灣女性Tina隻身異地為異國戀情而學習語言，中國女性硬是從中作梗，進而干預Tina與兩位他國男子的關係，嚴肅地帶出關於三個亞洲國家加上一個英語體系國家意識形態衝突的寓言故事。

語言在運用與傳授中時常不自覺伴隨著一定的意識形態，某種程度上，傳授語言事實上就是在傳授意識形態。在劇本前半段全英文的台詞對話中，創作者選擇以最簡單易懂的字彙來表現意識形態的灌輸與變化。Tina一開始如同咿呀學語的小娃在和美國男人學習英文，然而原先該為「A for apple. B for book…」的英文練習，在經過某種特殊的CCR（跨文化戀情）、或父權意識思維，變成傳授「A for ass. B for bitch…」的荒謬窘境；而「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的單純數字教學也成為類似「Want to treat for fine sex.」的諧音，隨之而來的是美國男人的性慾愛撫。這種文字的替換與意識形態的關係，也可以很有意思地從日本男人的角色事件看出。原先的日本姓氏「うえはら」，為了英語人士的閱讀方便譯為「Uehara」，唸作中文時又須變更讀成「上原」。「日文／羅馬拼音／中文」成為這個日本名字的謄寫過程，除了展現部分意識形態的變化衝突之外，似乎意圖使觀眾聯想起一些曾經可能被壓抑、改寫、抹除的歷史軌跡。我們可以說人是透過文字去了解這個世界，又通過文字來創造自己。此次演出便把握了語言伴隨意識形態的原則，頗具巧思地使觀眾從整個演出的語言學習過程，反思自身所被灌輸的思考模式。

令我不解的是，劇中台詞將Tina塑造成一個被動、照單全收、易受害的天真瞎妹，這是創作者對於台灣在國際關係的投射，還是創作者對於CCR女性的刻板化看法？如果說創作上的爭議會使我們的注意力從美學上的探討延伸至政治上的辯論，那基於這般考量倒是可以被理解。包括這次製作高度利用了「性」的表徵，甚至強硬地透過日本、美國男子呈現被鞭打、後庭樂……等橋段施予暴力色情的表現，對權力、主從關係以及慾望進行操演。可以從四套服裝並沒有明顯的民族元素表徵，然而卻刻意以裸露、性暗示的程度：如誇大的陽具和女性情趣內衣的暴露感，象徵角色擁有權力、資本的多寡，看出創作者刻意引導觀眾感受這些霸權與被壓迫者間所產生的曖昧、壓迫、臣服關係，就好似劇中混亂的性行為一般，讓人有時嚮往、有時又亟欲抵抗。此時霸權角色也因此被塑造成一種「我要你跟我好，且不可以跟他好」的任性樣貌，觀眾能夠經由劇情誇張的展開過程，感受到西方國家的勢利、中國的霸道、日本的屈服等創作者對於他者的憂慮、恐懼、厭惡、排斥。

此次演出在導演運籌帷幄的舞台調度下，演員透過表演節奏、角色切換，在燈光、音樂和佈景的流暢轉換當中，確實展現簡潔有力且頗具風格的演出效果。然而就劇情而言，某些意識形態或政治隱喻卻容易被視為創作者替事物強加意義，作為中間橋梁的邏輯關係似乎並不清晰，亦不穩定。換句話說，若真要以一個歷史脈絡來檢視隱喻，編劇所創造出這樣的角色關係，是否有些太簡單且一廂情願，更不用提台灣女孩想追求CCR而去學英文難道不行嗎？私認為創作者需以更客觀的陳述方式，才能給予作品和觀眾更多的交流空間，這亦為創作者的初衷。當代藝術做為一個社會文化再現的形式，其貢獻與重要性絕不容小覷。創作者還需不斷藉創作保持自省態度，更加了解自身文化與他者，才能從而實現文化檢視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