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簡麟懿（2024年度專案評論人）

距離我們上一次忘記「舉手」是什麼時候？

是什麼讓我們想起了要「舉手」？

睽違許久的彰化在地舞團「聲舞團」，沉潛兩年多後，再次迎來環境劇場（Site-specific Theater）「我忘記舉手」系列三舞作，佐以三種不同世代的聲音，穿梭在下雨的八卦山中進行迴盪，叩問某些潛藏在人們心底的隱藏問題——「我愛你／我愛我自己／我愛這片土地」。

然而在臺灣說「愛」並不容易，如同在三部舞作之中對此一概念，同樣是隻字未提；以文學步道入口為起點，三部舞作的順序實際上是《花甲的我》、《我才十七歲》及《徘徊在繁華煩躁中的我》。從這樣的結構體看來，顯而易見「時間」並非作品命題想要觸及的核心，不同的世代只是凸顯了創作者內心呼之欲出的企圖，還有該核心對應「時間」會質變出不同型態的提問。

故筆者之所以將作品未提及之概念「愛」，套用在三部舞作的反饋之上，除了是創作者吳思瑋本身旅德的文化背景與獨特氣質，在彰化在地的山景上製造出違和卻又絲絲入扣的衝突感；以及「舉手」此一行為，在臺灣的教育體制下，往往是一種充滿試探意味的禮貌性行為。隨著表演者在舞台上回想起的「舉手」與發聲，其力度似乎意味著創作者／表演者想要正面迎擊某一面牆；而這一面牆的內核關乎了當事者所在意的生命經驗，有徬徨、焦慮與怒氣，進而回望這些舉止的源頭與動機，猶如一種來自當事者的「愛」跌進了谷底，然後激起一整個連充滿試探性的時代，也無法平息的驚人勇氣。

過度真實，還來不及轉化的樂齡舞者之姿

我忘記舉手（聲舞團提供／攝影王翰僑）

位於拱橋底下的《花甲的我》，由一群平均六十歲左右的女性舞者所組成，她們隱身在三面台的觀眾席當中，跟著康妮．弗朗西斯（Connie Francis）的經典曲目〈I Will Wait For You〉逐步擺盪^【1】，一路行走至淺棕色的沙發前方，對著眼前的年輕男子侃侃而談。

有趣的是，她們眼前看似兒子的親密男性形象，並不如我們所預期的客氣，他直白地提問：「如果我喜歡男生，妳還愛我嗎／要是你們老了，妳希望我怎麼照顧你們？」

《花甲的我》一如繼往乘載著創作者吳思瑋對於德國舞蹈劇場的熟稔，人物彼此間的矛盾、荒謬以及重複拼貼，在作品中如教科書一般完整呈現。然而在這個來自西方思維的框架之中，女性舞者們道地的臺灣腔（氣口），恰似水墨畫家在留白的山水間飛來一筆潑墨，將筆者從異國情調的旋律中喚醒，再一次意識到自己身處的地域文化和背景，是如何與這部作品所透射的環境如銼刀般摩擦。

而一連串藉由手勢來進行敘事的手法，也凸顯了舞蹈與料理之間的不同；或許作為食材的蛋白質在特定溫度下就會有固定的效用和反應，但同樣肢體在特定的高度下卻呈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氣質。這一點從後續的兩部作品當中，可以從表演者的替換，進而清楚地被察覺與分辨出來。

但也不得不說《花甲的我》的可貴之處，是在於這幾位舞者所呈現出的真實感；隨著她們在粗糙的石板地面上拖行沙發椅，來自於非典型場域、雨天氣候的雜質，反饋給作品一絲揪心的痛擊，並藉由舞者所包裹的情緒醞釀成珍珠，在一次又一次的滾動裡漸漸交織且成形。

過度寫實，學生舞者的畫外音

若將《我才十七歲》與《花甲的我》相比，一者外顯一者內斂，筆者隱約可以感受到這兩部作品中的素材提煉，是創作者吳思瑋刻意為之的保留，並且試圖原汁原味地讓表演者大聲說出自己心中的壓抑與畫外音。

我忘記舉手（聲舞團提供／攝影王翰僑）

《我才十七歲》的舞台，參考了上一次演出《一杯眾人的咖啡》的舞台形式，是由各種不同大小的方形結構體所組成；來自嘉義女中的舞者們散坐在舞台四周，形成《西城故事》般兩種價值觀衝突的對立面，以街舞「Battle」的方式，交互在舞台中心說出／跳出自己內心的宣言，或者提問。

較為可惜的是，學生舞者所提出的內容與對話，呈現出過於寫實的畫風，故筆者感受到一種說透的扁平，隨著沒有引發提問或是回應解答的後續效應發生。舞者口中的「學姊好」、「我支持同性戀」的話語，很快地就會被下一個更強而有力的宣言給覆蓋掉，如同傳統街舞Breaking中攻擊性與針對性之間，有一層名為不碰觸到對手的保鮮膜，失去了讓人細細品味的沉默與稍作停頓的空間。

過度現實，專業舞者的反擊與困境

最後再由同一位男性舞者鄭子謙與吳思瑋兩人，共同呈現《徘徊在繁華煩躁中的我》。

我忘記舉手（聲舞團提供／攝影王翰僑）

回顧前文所提及的「同樣肢體在特定的高度下卻呈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氣質」，可以很清楚看見三種不同世代的舉手，在吳思瑋舉手的當下，帶來了更為有力（效）的號召；鄭子謙一如在開場時的犀利，提問吳思瑋為何要從德國回來？為何要留守在彰化跳舞、做演出？兩人如對峙一般地交手，吳思瑋用全身舉起鄭子謙的重量，在一次次倒地中重新拾起，一次次挫折中證明她膝蓋、腰部以及意志所擁有的力氣。

「我就是回來舉手的！」吳思瑋在作品的最後一刻，高舉著單手說道。

其實「我忘記舉手」最初業已點出了創作者的真正企圖，三部舞作中並沒有將「舉手」此一行為，視作串起整個系列的核心與關鍵；與之相反的是，來自男性視角鄭子謙的叩問，不停挑釁著三個世代心中所勾起的話語，給予對方足夠「舉手」的動機還有契機。而舞者們透過聲音與身體的方式來進行回應，是以筆者在長達兩個半小時的演出中，看見創作者以最低限度的方式，揀選或保留個人的主觀意識，在不過度干涉的前提下，讓三部作品將壓抑在心底的話語「過渡」出來，提供現場的觀眾們聆聽以及評判。

「我忘記舉手」作為聲舞團回鍋之作，誠意滿滿之餘，也能看見吳思瑋在這段時間以來的反擊與困境；她以一種有意識的想法來暫緩創作的慾望，並堅持在非典型的場域中提出個人的文化背景、在地的地域風貌以及回應不同議題的思想評論。然而「舉手」是否能夠作為面對現實的生存解方，在三部舞作的結局中，我們未能看見母親的愛是否真能傳達、學生舞者解放的思想是否有所迴盪，而就她自己本人所提出的舉手，是否有讓該聽見的的人看到，我們也不得而知。可是毫無疑問的，默不吭聲絕非生存之道的最優解，在她們舉手之前，動機、過程以及目的都在現地艱難的情況下完整呈現，而想起了舉手，更代表了聲舞團與此次的舞者們還沒有在這渾渾濁世裡忘記初衷。

注解：

1、當晚播放的版本，是由維克．唐納（Vic Dana）所演唱，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