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與我的觀看

觀看他者裸體的我。觀眾一入場，就在暗紅色的燈光下，看見一名裸體女性俯臥捲曲在黑色地板上。黑膠地板上一條白色膠帶，是觀眾與她之間的唯一界線。女性身體的後方就是一整個牆面的鏡子，觀眾面對著鏡子席地而坐。觀看他者裸體的我們，不斷在舞台背後的鏡子中看見自己。在觀看表演的同時，因為走位變換而改變視線的瞬間，時不時地被鏡中或僵硬、或愉悅、或刻意面無表情的自己所驚嚇。如果不用力凝視表演者的話，很容易就不小心看見自己，看見那個觀看他人裸體、他人私密的自己。除了努力避開會觀看到自己的視角，也努力控制著自己的面部表肌肉，確保不會露出什麼太失禮、太醜陋或太情色的表情。比起觀看舞台上女性的裸體，我們更羞於當眾看見鏡中的自己。

我是觀眾、偷窺者，或表演者？作為一名觀眾，本來是可以光明正大安心窺看他人私密的，畢竟這是經過主體方同意的窺視。有趣的是，《紅》（全劇名為《紅》致那些存在於身體裡的...女體單人表演）的女性表演者，身體是全裸的，眼睛卻蒙著布。我們看著她的裸，她卻連我們的臉都看不見。那麼這還是一場雙方合意的窺視嗎？還能安心地說，已獲得被窺視者的自主同意嗎？當舞台上正進行一場高度性歧視活動——割禮，我是旁觀者、窺視者，還是加害者？在前半場的表演中，作為表演主體的裸體女性只佔了視線一角，視野中大半是同場二十幾名表情略微不自然的觀眾。觀眾無法隱身在觀眾席中，鏡中的自己和彼此也都成了被觀看的對象。我們看著她裸露的身體，卻只能看到從鏡子中反射出來的觀眾們自己的臉。作為觀眾，我們也正在窺視自己。為了能安然的繼續窺視下去，必須將被窺視的自己「他者化」。在這場自我異化的群像中，無論是表演者、工作人員或觀眾，此時此刻都成了表演的一部分。因此，無論是作為主體、自我或他者，都被捲入這場女性身體異化與物化的辯證展演中。

肉體與肉塊

歧視下的女性身體原罪。表演者時而倒立、爬行、翻滾、捲曲、吃紅色果凍、被割禮、被拖行；她時而是一名女性，時而是一個肉體，有時更像是一個肉塊。表演者在全裸狀態下，任由另外兩名演員拖行、倒掛、測量身體各部位尺寸、蒐集毛髮，並當眾進行割禮手術。在表演者的胸口建造了模擬的陰道口，兩位穿著白袍、白手套、拿著手術刀的演員，當眾從表演者胸口的陰道中，割除了陰蒂，並縫合陰唇。施行女性割禮的族群相信，割除七歲小女孩的女性陰蒂、小陰唇，留下一個小孔供尿液或經血流出，可以避免女性成年之後受誘惑出軌。如同另一個片段的角色自述所點出的，為了避免再受到熟人的性騷擾，她厭惡一切女性特徵，拋棄了洋裝、長髮、口紅、裙子、短褲。換句話說，在性歧視的機制下，所有的女性特徵都等於性誘惑，女性的性愉悅是一種罪惡，女體本身就是原罪。女性身體與其說是肉體，更像是肉塊。

女性裸體的展示，究竟是一種解放的肉體還是物化的肉塊？在《紅》這個作品中，自編自導自演的創作者，大膽而直白地將女性的裸體在暗紅色的燈光下展示無遺，從肢體表演、角色自述、割禮到生產，展現女性在身體的、心理的與社會性的「裸」。紅的意象貫穿在整場表演之中，紅是困擾女性數十載，伴隨而來的歧視、麻煩和疼痛的經血，是至今仍然存在的性歧視文化的割禮的血；紅是女性作為母親孕育新生命的血，也是展現女人味的洋裝、口紅的顏色。

《紅》所觸及的裸，並不只是作為身體展演的主體，也不困於被消費、被物化的客體。在誘惑的曖昧中感到愉悅，在逾矩的騷擾中感到噁心，在自慰的探索中感到興奮，在割禮的命運中以麻木作為唯一的抵抗，或許在生產中感到生命的光輝或未來的延續，也或許有必須拋棄曾經與自己血肉相連的未命名的誰的時刻。在性歧視的對抗與性自主的探索中，女性是作為活生生的、矛盾的獨立有機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