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黃慧恩（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劇場藝術學系學生）

「李有真！」

「有！」「有！」

兩聲重疊為同名同姓的兩個國二少女開啟了命運的齒輪。她們被班上同學區分為「大有真」、「小有真」，大有真聲稱兩人在幼兒園時期便已相識，但小有真卻對這段過去毫無記憶，仿佛那是一段被刻意遺忘的片段。

由C MUSICAL重製韓文原版音樂劇《有真與有真》， 改編自李琴䬁的同名青少年文學著作。演出一開始，兩位少女唱著「那是世上另一個我」，手持洋娃娃翩翩起舞，扮演彼此的母親，緩緩將我們帶入過往的記憶之中。在家庭環境的影響下，「大有真」與「小有真」發展出截然不同的性格：「大有真」外向直率，日常最大的煩惱不過是歐巴遲遲不回訊息，與母親爭辯時也毫不掩飾情緒；而「小有真」則在精英式教育的框架中成長，習慣壓抑自我，將情緒層層包裹於內心深處，不輕易顯露。而「大有真」和「小有真」的不同命運，仿佛在兩個平行的生命軌道上，各自活出不同選擇，承擔不同的命運，成為彼此的「另一個自己」

兩位主要演員的肢體與聲音表現，都極具舞台張力。「大有真」（姜知慧）清透的高音與「小有真」（林贊玟）沉穩的低音交織在一起，展現極高的默契，透過聲部的高低錯落，疊加出層次分明的合聲。這種聽覺上的交會，不僅凸顯演員深厚的演唱功力，更巧妙地隱喻了兩位少女在靈魂深處的緊密牽引。她們用歌聲進行隔空對話，呈現出的張力與細膩感更令人驚艷。在其中一幕，「小有真」一邊舞動身姿，一邊唱出高亢的旋律，將內心的情感完全釋放，舞蹈與歌聲融合，形成視覺與聽覺的雙重震撼。相對之下，「大有真」作為高音和聲的支撐亦毫不遜色，以輕快而富有生命力的聲音詮釋角色性格，高音表現穩定而純淨，展現出令人讚嘆的音樂掌控力。樂手們（朱晏辰，張立青）以大提琴與鋼琴交織出的低沉旋律，共同營造出緊繃而不安的氛圍，使觀眾更深刻地感受到角色內在的壓力與情感拉扯，值得肯定。

舞台空間由大小兩座平台堆疊構成，呈現出高低層次，也提供了導演舞台調度更靈活運用的空間。平台上擺放著課堂使用的木製桌椅，呈現校園場景；小平台後方則是樂手區，樂手的現場演奏，豐富了戲劇故事的內涵。舞台上方懸吊著大小不一、部分帶有破碎痕跡的窗框，隱約暗示著主角記憶的殘缺與扭曲。在其中一幕裡，「小有真」不堪家庭壓力的逼迫，終於放聲唱出長久壓抑的情感。她在演唱的同時將木椅翻轉置於舞台正中央，站立於椅框之中，四根椅腳如同無形的枷鎖，將她牢牢困住，構成鮮明的視覺隱喻：她被家庭與體制所規訓，既無從反抗，也無法真正釋放內心翻湧的情緒。

燈光設計​有效運用燈光的明暗與移動，配合演員的情緒推進轉換。當「小有真」唱著：「穿著漂亮洋裝的小女孩，帶著開心的表情，一步一步踏入怪獸的口中」時，舞台後方浮現怪獸影像，紅藍交錯的燈光不斷閃動，投射在她身上，營造出詭譎而壓迫的氛圍，更加凸顯場景的戲劇性。在大、小有真扮演彼此母親的段落中，刻意壓低的燈光，只勾勒出演員隱約的輪廓，也讓角色多了模糊而壓迫的距離感。

「這並不是真實的我，而是假的我。當你知道真實的我，還會喜歡我嗎？」這句台詞如同一道深不見底的傷痕，也是整部作品的核心提問：我們能如何面對兒童性暴力所留下的隱形創傷？這部劇透過多重視角，帶領觀眾直視那些不曾說出口的劇痛。劇中透過「大有真」、「小有真」兩個家庭表現了面對創傷的極端差異：「大有真」的母親選擇坦然面對女兒的創傷，擁抱孩子也擁抱傷痕，以愛承接，用溫暖化解那些不堪回首的回憶；而「小有真」的家庭則是韓國傳統「精英式教育」的寫照，在不允許任何污點的前提下，母親選擇放棄報警、舉家遷離，並且強迫孩子遺忘痛苦，繼續追求所謂的完美人生。兩者之間，形成了最鮮明且殘酷的對比，更凸顯出「小有真」母親選擇逃避，反而讓孩子在窒息的完美假象中，徹底墜入孤立無援的深淵。

「小有真」自幼便被規訓在「好學生」的框架中，對完美形象的追求，讓她在遭遇霸凌與性暴力創傷時，因恐懼而喪失了向外求救的能力，只能陷入自我掙扎的泥潭裡。「大有真」的存在，像是一面殘酷的鏡子，對照出「小有真」生長環境的壓迫扭曲。而全劇對「兒童性暴力」議題最震耳欲聾的控訴，則是對「受害者有罪論」（「這都是她們的錯」）的強烈質疑與挑戰，撕開所謂「污點」的虛偽掩蓋，直指那披著人皮的怪獸所犯下的殘暴罪行。

最後，「大有真」、「小有真」在遼闊的海邊，放任自己盡情玩鬧，將埋藏已久的心聲化作歌聲，為彼此療癒。她們是彼此的唯一知音，也是另一個自己。唯有她們，能切身體會那種無法對外言說的情緒與劇痛。那一刻，「小有真」的母親也終於看見了「為你好」這把雙面刃所留下的傷疤。親情不該是掩蓋傷口的藉口，更不該是禁錮情緒的枷鎖。當「小有真」說出：我擔心我越同理，就顯得我當初的難過像是無理取鬧時，更是展現出受害者在面對遲來的道歉時，那種近乎荒謬的自責與矛盾。

《有真與有真》以通俗的音樂劇形式，嘗試探討重要的社會議題，提醒我們深思：在看似健全的社會體制下，為何這些悲劇仍一直發生？究竟是社會體制的缺失，還是集體意識的盲目？在現代社會主流的功績主義氛圍中，追求「完美」、排斥「污點」的精英觀點，是否禁錮了受害者的求救？體制本身是否鼓勵我們掩蓋，而非追求真相，而構成更難以避免的傷害？那麼，悲劇的重演便不只是個人的惡，更是社會系統性的失能，以及整體的淪喪。劇場在此刻扮演了「提醒者」的角色，透過劇情的重構，將社會集體的憤怒轉化為深刻的凝視，對體制提出嚴正的抗議，強調對受害者身心關懷的重要性。唯有透過這種近乎殘酷的直視，我們才能在劇場的共感中，共同尋求解決問題的契機，更努力守護每一個現實中的「有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