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生活中少了理想與希望，留下來的籽渣便是叨絮的瑣碎，戲劇的領域恐也亦然。

《全國最多賓士車的小鎮住著三姊妹(和他們的Brother)》（以下稱為《全》劇）是四把椅子劇團與簡莉穎聯手「經典重寫計畫」的成果。在重寫的過程中，應該保留什麼、捨棄什麼，又要加入哪些元素，成為重寫／改編經典文本時的大哉問。

契訶夫（1860-1904）是俄國寫實主義小說大師，其特色在於描繪生活中平凡的瑣事，藉此傳達其社會關懷的微言大義。例如在原作中，喝茶舞會、嬰幼照護、妯娌關係，對跨文化國界的觀眾都不會陌生。

在重寫的《全》劇場景，厚重的仿皮沙發以及紅木貼皮的玻璃櫃，無疑是本地中產階級家庭擺設的神複製；此外貫穿全場的家庭式卡拉OK，它的功能在於消除隔閡、化解尷尬，更是在過去幾十年臺灣社會維繫家庭成員情感的利器。

劇中的大姊為了操持家務，不得不考慮出售已逝父親的賓士車、央求舊友協助檢視家中的基金投資，具體描繪職主中饋勞心的一面；家中唯一男丁面臨西進赴陸工作的抉擇，即使心中有所抗拒，仍難以抵擋時代的潮流。相信這些接地氣的重寫內容與設定會受到台灣觀眾的肯定，也符合劇團的初始設定，「繼承契訶夫對日常的細節捕捉，以及對現實的牢騷詠嘆，順利移植到台灣社會」，藉此降低本地觀眾接近經典文本的門檻。

更進一步觀之，契訶夫寫作《三姐妹》的1900年俄羅斯帝國，正值亟於追趕歐洲發展的焦慮期，利用這種不安的環境氛圍，襯托出劇本隱藏的核心目標，亦即是三姐妹心心念念欲回到莫斯科，藉此代表對未來幸福的希冀。

劇中主角之一瑪莎說，「我覺得人應當或者有信念，或者去尋求一個信念，不然他的生活就是空虛的，空虛的……活著」。威爾什寧也在第四幕呼應，「生活，對於我們中間的許多人，似乎都是昏暗的、絕望的，然而我們應當認識，天邊已經在發亮了，整個光明的日子絕不會遠了。」再怎麼樣的困頓生活與戰爭摧殘，只要還有希望就有安慰，這也是原作想要傳遞的價值。

反觀《全》劇，幾乎不見對未來幸福的想望，大姊想賣了賓士車，僅僅為了能夠繼續維持生活，消極避免家中山窮水盡的窘境，而非投資一個更具有前景的未來。弟弟不斷推遲推遲赴武漢工作的日期，也因為在臺灣高不成低不就，必須投靠父親舊屬的不得不然。家庭成員沒有原作「回到莫斯科」的努力目標，以設定「活著」成為推動劇情的引擎，不免有些許欠缺力道之感。

更值得深究的一點，原作無疑帶有相當的性別主義色彩，在那個女性還沒有投票權的年代 （蘇聯直到十月革命之後的1917年，才賦予女性普選的權利），性別之間有著明顯的社會地位差異。但在原作中的三姐妹，都在父親的堅持下與哥哥一同接受教育，習得法文、德文和英文。瑪莎甚至抱怨「住在這個城裡，懂得三國語言，是一種不必要的奢侈…我們懂得太多了！」契訶夫透過威爾什寧的口中說出，「我認為，有知識的、受過教育的人，無論住在哪個城市，都不是多餘的人…總有一天，像你們這樣的人終於形成了大多數」契訶夫提升女性地位的意圖溢於言表。

殊為可惜的是，《全》劇反對賣車是男性主角，認為賓士車是爸爸留給「我」，強化傳統男性中心的家庭觀；他對女友謊稱自己在家中工作開視訊會議，姐妹們還要幫他圓謊、替他維持體面，甚至妹妹脫口說出要取代哥哥去武漢工作，也被姊姊們所阻擋，要她在臺灣找工作就好。阻止女性（還是負責持家的長姊）在家中有決策權、反對女性在職場上有更大的發展，並不符合現今努力追求性別平權的臺灣社會現況，也與原作傳遞的價值大相逕庭。

重寫／改作的難度有時比創作更高，如何讓形、神俱備的確是很大的挑戰，寫實主義的劇本如果只把生活的樣貌如實搬上舞台，身為台下觀眾的我，不免覺得一盤佳餚卻沒有鹽巴的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