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許玉昕（自由工作者）

近年有不少演出重訪戲劇史或劇場史，從中串連當代表演者的處境。《蟲的生活：明日的孤魂》亦採用此一「歷史共振」的創作意識，且大膽將關照對象推到鮮少受關注的日殖時期新劇運動，以黃天海翻譯的捷克劇作《蟲的生活》為創作核心，並試圖從黃天海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出發，展開對對生存條件的反思。

蟲的生活：明日的孤魂（淼淼製作提供／攝影林睿洋）

1921年發表的《蟲的生活》（Ze života hmyzu）由洽佩克兄弟（The Brothers Čapek）創作，以表現主義、寓言、怪誕的形式描繪昆蟲之間獵捕、殺戮與領土爭鬥等過程，藉由昆蟲的主題來展開對於人性、社會與政治的深刻探討。創作於一戰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成立之初，這齣戲也帶有強烈的反軍事主義色彩。^【1】《蟲的生活》在布拉格首演時即獲得高度讚賞，隨後被翻譯成多國語言，黃天海便是閱讀到日文版後決定將其翻譯，刊登於主辦的《明日》雜誌。不過，當時刊登的譯版劇本只有第一章，且並沒有被黃天海參與的「民烽演劇研究會」成功搬演。因此，這次淼淼製作對於新劇運動的「回訪」，不僅無法僅依賴對既有資料的重新詮釋，還必須想像當時未翻譯完整、未演出的劇本，在內容主旨及呈現形式方面如何與當代對話。

《蟲的生活：明日的孤魂》延續了原著劇本結構，由序曲、三幕、終曲組成。序曲時，一位流浪漢彷彿自言自語，又彷彿對著觀眾，逕自發表他對於人性及自然的看法。接著，第一幕由民烽演劇研究會排練《蟲的生活》第一幕「蝴蝶」開啟，之後演員跳出時代設定，以報告者的姿態講述《蟲的生活》劇本背景、各幕主題、民烽演劇研究會與黃天海創辦《明日》雜誌的背景等等。當旁白介紹當時相關人物的政治理念和立場時，演員會進入角色，表達黃天海、許月里、陳崁等人的思想情感。第二幕進入爬蟲的世界，演員穿戴道具扮演蛹、糞金龜、蟋蟀夫妻等昆蟲，代表不同社會階級與利益關係，劇中同時穿插了原著作者卡雷爾・恰佩克整理花園的片段，以及黃天海感嘆宜蘭純樸風貌與鐵路開通所帶來的變遷。第三幕則分成兩條主線，其一以無實物的表演方式搭配重複性的音樂，呈現當代演員們疲於奔命的日常生活，其二則聚焦在螞蟻國，以勞動、民族與國家之名，展現對爭戰的激情。劇中也穿插預錄的口白，提到要向植物學習，向下扎根，而非一味追求向上。終曲中，許月里娓娓道來她與黃天海的遭遇，隨後幾位演員上台，將黃天海的衣物逐一退去，留下裸身的黃天海躺在舞台中央，喃喃道：我是無拘無束的孤魂⋯⋯沒有所謂的故鄉。

蟲的生活：明日的孤魂（淼淼製作提供／攝影林睿洋）

結合了黃天海的無政府主義理念、新文化運動分裂的背景、卡雷爾・恰佩克的遭遇、《蟲的生活》劇本裡的隱喻等等不同脈絡與概念，《蟲的生活：明日的孤魂》因人物與資訊量龐雜，團隊很用心地整理了演員與角色對照表，在演出前提供觀眾索取。不過，這份詳盡的參照表同時暴露了本戲觀演關係的模糊不清——演出期待觀眾與角色建立認同，還是保持距離？演員們時而扮演黃天海、許月里、卡雷爾・恰佩克等人物，而當他們扮演時，大多各自以獨白的形式來表達內心所思，並不若常見的寫實戲劇一樣透過互動來建立人物彼此之間的關係；與其稱之「角色」，登場的人物更像是將特定思想具身化的樣板。例如，當黃天海談及鬥爭的理念時，情緒高昂，甚至激動地跑下台。但緊接著卡雷爾・恰佩克上場，他的無政府主義思想透過預錄聲檔傳播，台上人物瞬間轉變成遙遠、幾乎靜止的畫面。由於演出設有全然跳脫的報告者與旁白，這些「似乎是角色，又不全然是」的歷史人物扮演，一方面展現了反再現的意圖，另一方面，卻使得話語缺乏角色行動的支撐，淪為抽象概念的重複宣告。

此外，劇中許多台詞的思想密度甚高，且多涉及特定的社會歷史背景，這與《蟲的生活》劇本的寓言性質形成顯著的拉鋸。儘管演出遵循《蟲的生活》清晰的分場結構，卻未提供能連結各個碎片的敘事框架或層次，導致不論背景介紹或是角色發言，大量且關係不明的資訊從四面八方湧向觀眾，極其考驗觀眾統合資訊的能力。《蟲的生活》劇本被翻譯成多種語言，代表它精巧地掌握了象徵的詩性，足以建立跨語言、跨族群的認同。但本劇涉及文化協會的分裂、殖民現代性脈絡裡的無政府主義，以及卡雷爾・恰佩克面對納粹崛起的回應，這些具體時代脈絡彼此間的關係模糊，導致其相關的政治或哲學思辨，在演出中有淪為真空象徵的疑慮。黃天海具有戰鬥性的文藝理論與卡雷爾・恰佩克對植物「根莖」倫理的理想並置，兩者間缺乏歷史細節的鋪陳，僅僅構成一種模糊的「無政府主義」印象。而緊接在當代演員沉默繁瑣的日常勞動之後，螞蟻國高呼人人都得為了民族與國家而勞動，這兩者的斷裂更令人感受到概念鬥爭後的疲乏與虛無。序曲的流浪漢與終曲黃天海的相互對照，似乎隱喻了無政府主義者的宿命，然而作品中間的三幕涉及過多議題，導致焦點顯得發散，以及不同生產關係裡的勞動被均質化，最終只留下了鮮明但略顯空泛的象徵。

蟲的生活：明日的孤魂（淼淼製作提供／攝影林睿洋）

淼淼製作重返新劇運動的嘗試具有極大的企圖心與開創性——橫跨一百年對於劇場想像的異同，以及不同時代的劇場和文化脈絡的對比，本應是這次演出的亮點之一。然而，第一幕戲中戲的設定並未得到後續的開展，民烽演劇研究社僅成為言談帶過的一個名詞。演出盡責地講述了基本的背景資料，但在訊息的傳達上高度仰賴口白與不同部分的並置，造成不同脈絡的語言大量堆疊並彼此抵銷重量，更使得歷史及思潮與實踐的主體或身體斷開。觀眾只能揣想，理念傳達與藝術形式間的矛盾，是否正是民烽演劇研究會當初無法成功搬演《蟲的生活》的原因之一？

注解

1、觀於原著的研究，參見Kudlová, Klára. "The Human and the Non-Human in Ze života hmyzu by the Brothers Čapek: Contexts, Scheme, Interpretation." Porównania, vol. 2, no. 29, 2021, pp.149-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