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藝術節廣邀世界各地表演藝術團體來台演出，躬逢其盛，接連看了《椅子》和《金龍》。後者做為「台德合作實驗作品」，比起原裝來台的演出，多了與在地融合的元素，卻不減其來自歐陸的風味。本劇強調「族裔」，由東方面孔的台灣演員扮演其中各樣族裔的角色，乍看之下似乎更能強調亞裔移工的身份，實則不然。事實上，本劇中各樣的「身份」都被有意地模糊了疆界——藉由「扮演」，性別、膚色、物種等各樣「非我族類」的差別模稜兩可（除了「年齡」，大抵因演員皆屬青壯年族群，這項差別較不明顯），藉由這樣的模糊，給予觀眾一個架空的思考空間；也因為這樣的「不把話說死」，讓觀眾得以代入、換置各式各樣的關係。除此之外，這個由德國人書寫、以亞裔為主角的劇本，再經由德國導演以台灣演員的身體作出二度詮釋，與台灣的文化也激盪出了一陣令人泫然的漣漪。而這群演員對台北的觀眾來說都不算生面孔，也因此為劇中的「扮演」多加上了一層意義：演員本人的身份。

劇中，「蟋蟀與螞蟻」的寓言不斷地短暫浮現，燐光一閃之後又泅泳至現實敘述底部，徘徊洄游、暗潮洶湧。當螞蟻們命令蟋蟀（陳彥斌飾）「唱首歌來聽聽」，牠的吟唱無法不讓人將情況與台灣的原住民族群聯想起來，而螞蟻（黃怡琳飾）吆喝觀眾以鼓掌請蟋蟀閉嘴的輕率舉動，與那些以華腔致辭消費傳統祭儀的官們，並無二樣。本劇對於台灣原民議題的映照，並非重墨強調，而是懸在劇外的隱隱回音。藉此，歐╱亞的對立和漢╱原的並置連結了起來，但在接近超現實式的演繹中，卻也不至於咄咄逼人；蟋蟀誠實地展露情況，並未評價，甚至麻木，但卻令人揪心。這樣的選擇，讓觀眾不至將「少數族裔」情況自限地理解為單一的個案，而是存於四海，有人的角落就有的欺凌與悲哀。

德國導演來台，花一段時間和演員們共同製作出一個以兩者間關係為題的戲——比起邀集世界劇團獻演，這樣的活動顯然「耗時耗力」，但除了激盪出新的實驗之外，我想，對台灣不大的劇場界，應會留下更長遠的影響——對演員、觀眾、場館、劇團，乃至整個產業的經營模式，都必產生交流。這樣的影響，也許是潛移默化，短時間內難以看出，但相較於其他演出，《金龍》與台北的對話，恐怕更深、更廣。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本劇在一個「非劇場空間」中的嘗試，可能艱難，但值得給予掌聲！劇中的主要空間「金龍餐廳」放置在松山菸廠裸露的鋼筋天花板下，冷調的不繡鋼反光，與金屬餐盤的碰撞，讓人頓覺「這就是中式餐廳的廚房」。外來的創作者，難免必須勉強適應不熟悉的表演空間與觀眾族群，但本劇藉著較長時間的耕耘醞釀，加上與國內劇團合作，去除了語言上的隔閡，漂亮地越過了這個障礙。

這是一個非常「導演」的作品。儘管我們不熟悉，仍能感覺到強烈風格化的畫面與聲音。可喜的是，劇中充份利用了松山菸廠中空間聲響，聲音上的處理清晰而細膩。而這齣戲無論是對演員或是觀眾，都要求豐沛的體力：全劇長度稍長，勢必削弱了敘述的強度，而眩目的肢體動作看到最後難免麻痹，好在劇終處，引人入勝的乃是小朋友（李邵捷飾）死後的那一段獨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