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辣悲憤的亂世讀本《孫飛虎搶親》
4月
10
2012
孫飛虎搶親(兩廳院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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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鴻

發表於1965年的《孫飛虎搶親》,是姚一葦繼話劇色彩濃重的《來自鳳凰鎮的人》之後的大躍進:形式上,從西方寫實躍至中國傳統寫意劇場概念,從佳構劇情躍至開放性結尾,更將希臘悲劇的歌隊唱和手法、敘事詩劇場的疏離分析和荒謬劇場的存在主義哲學糅合為一,下啟張曉風1970年代的古典新詮詩劇。意識上,這也是作者最直接針砭亂世的嫉憤之作;對於階級觀點大膽而悲怨的陳述,或許是作者在戒嚴時代有所顧忌、遲遲不願搬上舞台的主因(而不見得是其演出的難度)。

全劇一連串的換裝與角色對調,畢現亂世求生之不得不然,也讓人想起國府遷台後流亡者身份與階級的大震盪。至今仍令人驚駭的是,劇中的階級命定論如此絕決。阿紅(紅娘)扮成小姐後的心得:「當我是奴婢的時候我有奴婢的感情。當我是主人的時候我有主人的感情。當你是愛人的時候你有愛人的感情。當你是敵人的時候你有敵人的感情。我們永不必擔心我們沒有感情,我們是什麼便是什麼樣的感情。」最後更痛斥所有人是躲在衣服裡、躲在自己洞裡的老鼠──全劇雖引用「老鼠娶親」的迎親意象,卻對這一民間故事的傳統思維大加顛覆。

對衣裝與身份的嘲諷,到了孫飛虎誤認小姐時達到高潮。他自承對小姐一見鍾情、朝思暮想,卻對眼前的小姐是紅娘假扮渾然不覺,擺明了他愛的只是那個身份。劇中不斷亂點鴛鴦,不像莎劇《仲夏夜夢》焦點在對愛的不信任,而更是為了彰顯連孫飛虎這樣通達世故的豪傑,也一樣免不了對身份的執著。全劇多處在情境與語言上效法《等待果陀》,但姚一葦顯然更悲觀,陷於困境的劇中人什麼都不能做、只有等待,連果陀都不受他們歡迎,對未來完全不抱希望。

北京導演吳曉江的處理大刀闊斧。除了活用俏皮又饒舌的歌隊,讓場面調度更為活潑之外,也竭盡所能開發人物關係與表演趣味。劇作家要求許多一動不動的對話場景(甚至建議用腹語!)導演卻改採臉譜化的喜劇表演。這一選擇讓演出更為熱鬧、更為妙趣橫生,卻也對主題的轉化至關緊要。當人物從木偶變成卡通,多了轉圜呼吸的餘地,情調也隨之從悲觀轉為達觀。

最明顯的,是小姐為了避免被鄭將軍營救,希望再度換成婢女時,阿紅拒絕並逃走。外頭的救兵廝殺聲響起,小姐木偶般呆坐,自語:「我有救了。」其實何其明白,她只是萬般無奈地被「救」到另一個羅網中。但吳曉江的版本卻是她退除象徵身份的外衣,只留潔白的衣裙,旋轉歡呼:「我得救了!」意味著還有一個不被身份錮限的「本我」可供救贖。這種對於個人意志的樂觀,顯然是原劇本不願輕易施予的。

另一個關鍵的詮釋,是讓鄭將軍和孫飛虎由一人兼飾。不只是演員一趕二,而是根本就是同一個人。這不但延伸了換裝、改變身份的主題,也凸顯了兩個對立的「拯救者」,一官一匪,其實沒有兩樣;甚至,劇中人還明顯地怕官、親匪,更添諷刺意味。然而這也造成一些劇情的混淆:當同一演員扮回孫飛虎時,竟分不出小姐和奴婢已經對調──這分明是他的上一個角色建議的。

所幸劇情根本只是藉口,《孫飛虎搶親》是一齣言志的意念劇,人物不過是棋子,負責帶領觀眾辯證思考。劇本是不折不扣1960年代台灣封閉氣氛下凝聚出的現代主義產物,演出實踐卻是滿場飛的後現代風格雜匯,透過傑出的表演和視聽設計的巧思,開啟了在劇場裡重新解讀這部辛辣之作的可能。

《孫飛虎搶親》

演出|國立中正文化中心、中國國家話劇院、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時間|2012/04/08 14:30
地點|國家戲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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