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曾經是一個文字創作的逃兵，現在是一位職業劇場攝影師，看舞與攝舞接手了文字創作曾經帶給自己的快樂。舞蹈對我來說也是藝術創作的形式之一。於是從開始接觸舞蹈後，自己幾乎是用文字創作的原理及閱讀的方式來「閱讀」舞蹈。在進出於劇場約莫5、6年的這段時間，我發現藝術創作即便採取了「舞蹈」這樣的形式，仍舊逃不開創作過程所必然會經歷的痛苦、矛盾、自溺……種種情感糾結，直到創作真正產出並且搬上舞台，才是一個心情平復或思想的解套。一個演出好不好對我來說或許不是重要的，但我卻格外地在意眼前的這個演出所呈現出來的，是否有足夠的能量能讓我感受到這個作品的背後，也是經歷過如產婦分娩般完整的疼痛，才會決定自己要不要給予這個作品真誠的掌聲。

基於一種個人式的島嶼情結，作品的原創性也讓我格外在意。台灣長久以來在歷史上一直是一個「被殖民地」的角色，連帶在藝術文化層面也一直是外來文化的「殖民地」，因此，我們擅長依賴或改編，卻欠缺主動創造的能力，比如我們的民族舞蹈一直都表現著強烈的中國色彩，芭蕾與現代舞蹈則承襲著歐美地方的肢體基因，我們鮮少在舞蹈演出中，看見真正屬於台灣原生的身體特色，一直到閱讀了蒂摩爾古薪舞集《戀念百合》舞蹈創作，讓我第一次與內心對現代舞的感動碰了面。

隨著電影《賽德克‧巴萊》所帶起的原住民熱潮，重新喚起近期台灣社會對這塊島嶼的原生文化、藝術及相關訊息的關注與矚目，而這些關注與矚目在蒂摩爾古薪舞集《戀念百合》舞蹈創作中似乎得到了一個詮釋得相當完整的平衡觀點。《戀念百合》以擬舞劇的方式呈現。故事由舞台上圍繞在百合花叢中、象徵部落的鐵雕藝術品作為開端，概念源自排灣族鐵雕藝術家「雷恩」一個寓言式的夢境。

「百合」在部落的精神意義為神聖、純潔，但隨著社會的進步與時代價值觀的改變，有多少新世代部落青年，仍願意將這樣的傳統價值奉為準則？或視為美德？在《戀念百合》的演出裡，蒂摩爾古薪的舞者透過舞蹈，將近代原住民文化發展的質疑、淪落、掙扎、回歸、重拾的演變過程，以分明的段落和完整的「起、承、轉、合」文章式結構，清楚、精準而深刻地傳達了舞作的內涵。作品的結尾同時也不落入「對觀眾進行誘導或下結論」的俗套，而是將部落文化價值觀定位留待觀眾思考，也為整個演出賦予了更好的平衡感。舞團藝術總監廖怡馨同時表示：如果百合代表著原住民文化的母體根源，那麼百合的未來只是一場夢境？還是可以再度形成一種讓部落青年回歸的凝聚力？這樣的思考要留給觀眾、留給時代來決定。

隨著台灣社會媒體及行銷方式的發達，許多時候，我們接觸到一個作品的行銷形象與作品本身的質量，並非等號，多半是行銷強過作品。我一直以為相較於文字，舞蹈並非一款有效的訊息傳達方式或說媒介；如果舞蹈本身的肢體意象不夠精準、甚至太薄弱的肢體內涵或太繁複的意義指涉操作，都可能讓一個舞蹈作品冒著流於形式的危險。蒂摩爾古薪舞集的新銳編舞家巴魯．瑪迪霖，以自身長期對部落長者傳統舞蹈步伐的觀察作為核心基礎，恰如其分地加入現代感十足的舞蹈元素，使整個作品新穎脫俗，同時也隱然扣緊著傳統部落舞蹈沉穩、踏實的肢體意涵，在新舊舞步中找到協調性甚至美感，是現代舞創作相當不容易的一部份。更值得一提的是，作品中的舞蹈動作設計正是展現著一種島嶼原生的主動創造力。

《戀念百合》在音樂製作方面也別具新意，除了加入快節奏的電子音樂，催化了原住民舞蹈的肢體力度外，令人意外地搭配了蒙藏少數民族呼麥（喉音唱法）及馬頭琴的現場演出。「我們不希望讓演出的格局狹窄，這些蒙藏音樂同樣來自山林原野，那種受大自然陶冶過的音樂靈性是不謀而合的。」即便不用透過藝術總監廖怡馨的演出會後座談說明，相信觀眾也可以不言可喻地感受到兩種文化不同但靈性相通的協調性。做為一個舞蹈領域外的觀眾，絕對不敢妄稱自己擁有評論舞蹈的專業能力，但就創作層面的深度與嘗試創造屬於台灣舞蹈身體特色的努力，蒂摩爾古薪舞集《戀念百合》的舞蹈創作，除了是一個好作品，更是自己關於現代舞蹈難得的第一次由心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