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優人神鼓的邀請，Thomas Richards的團隊首次來台進行一系列的工作坊、講座，並演出作品《The Living Room》。演出選擇在偏遠山城九份的昇平戲院，一個重新修復的日治時期老戲院，並非制式的劇場表演場地。欣賞演出的觀眾首先進入戲院門內的接待空間，然後由一位演員致意歡迎，並發給觀眾每人一張文字說明，擇要列舉演出中出現的歌詞，如詩一般的文字，充滿矛盾而不易理解，更似讓人意會一種難以名狀的渾沌原初狀態。這些文字說明隨後又逐一收回，並不想讓觀眾倚靠文字閱讀來解讀演出。

由接待空間進入昇平戲院內部，空間豁然開朗，木板填平了原本階梯式的戲院觀眾席而成為一大片平整的地板，中間留有開闊的空間，四周擺放約九張各式木製的厚重大茶几，每個茶几各自搭配著數張木椅及榻榻米圍繞著，茶几上樸實的陶碟裡備好水果糕點，無論是桌椅擺放、器皿選配、食物本身都見用心。在刻意營造的暖色劇場燈光下，約莫60位的觀眾自由入座，由演員們輕聲細語地親切準備茶飲，一切仿如拜訪友人家中的客廳場景，觀眾被引導至與一般進劇場觀看演出前的準備狀態很不一樣的方向。

在已經習慣身著日常服裝的演員們（男演員襯衫長褲、女演員裙裝為主）穿梭場中招待之際，觀眾很自然地開始放鬆低聲交談、並愉快地享用點心，在這樣的氛圍瀰漫開來之後，第一個響徹全場的聲音無預警地從演員身上發出，然後又有更多的演員加入，由此而後，展開了一連串聲響的盛宴，吟詠與唱頌交織而無須分別、齊聲、合唱、一呼眾應、兩群體的交互呼應等等的方式不一，有時用英文、有時是不知名的語言、更有些可能只是單純聲符而非語言。吟詠唱頌之外少有對白，聲音幾乎無時無刻不填滿了整個空間，偶然的短暫寂靜片刻很明顯地成為轉折醞釀的時刻，而非聲音終結時的背景留白。每個段落的歌唱吟詠質地皆不同，有時似是喜悅、悸動、或安撫不等。聲音在空間中的迴響，讓人聽到昇平戲院挑高約三層樓的屋頂與室內空間的尺寸大小，是決定聲音如何迴響共振的關鍵因素之一。

演員吟唱時種種深刻的內在經歷外顯為不同的表情格外引人入勝，尤其是主要表演者Richards。演員雖有些肢體動作與移動走位，多是演員進入歌唱而來的自然伸展擺動，並沒有過多獨立於唱歌的身體之外的顯著運用，也罕見純粹以肢體走位營造劇場畫面的企圖，演出中低限度地運用簡單物件如葫蘆、背包、短靴、花束、點著蠟燭的巧克力蛋糕、蛋糕刀、茶几、長板凳等。整個呈現沒有一個時間上明確的結束，而以一種不著痕跡的方式延續而淡出：當其中一兩位演員在全場中間結束吟唱之際，仍然延續著內在的狀態與表情，觀眾持續地關注著、期待著，即使其他幾位演員已經在旁邊不顯眼的位置回來招待觀眾茶飲點心，觀眾的寂靜期待仍然很不容易地才慢慢轉為不確定，在清脆的香檳開瓶聲之後，更多的演員提供香檳並分切演出中出現的濃郁巧克力蛋糕給觀眾享用，乃至於演員們漸漸開始與觀眾低聲交談。至此觀眾確認演出已經過去，客廳中吃喝談笑的場景又再度浮現。觀眾大概無不讚嘆Richards和他的夥伴們的歌唱能力，以及對歌唱的深度投入，然而《The Living Room》的演出內容讓人說不清有甚麼整體的戲劇情節安排，也就讓人難以將演員吟唱時的內在情緒變化視為角色的展現。失卻戲劇情節的依靠，也就失去了理出個故事的理解，觀看經驗變得難以涉入理智層面的思考，而落回直接面對歌謠吟唱帶來的撼動（聲響物理層面的撼動並帶動感知層面的撼動），讓觀眾事後難以掌握或重述其所見，而在腦海中縈繞的恐怕只有一段又一段的歌聲和演員的表情。

Richards 帶領的「工作中心（Workcenter of Jerzy Grotowski and Thomas Richards）」團隊是承繼20世紀後半葉西方劇場界巨擘Jerzy Grotowski（1933-1999）在淡出劇場之後的「藝乘（Art as Vehicle）」階段（1986-1999）工作，工作的核心圍繞著Grotowski所謂的振動之歌（vibratory songs）發展，企圖透過不同質地的振動之歌，貫串成一個可以依循如天梯般的結構，讓唱頌振動之歌的人可以依靠這個結構，精準重現一系列不同能量質地的內在過程轉變，這樣的結構並不特別考量在旁觀看者的理解。這種結構的發展往往要透過數年的密集工作才逐漸成形，早期Richards的團隊所發展出來的結構內容是不對外開放觀看的，後期才逐漸對外開放觀看，但是一如Grotowski，Richards始終強調這樣的結構雖然看似劇場表演，但並不是劇場表演，而姑且稱為作品（opus），並以見證者（witness）見證實踐者（doer）的行動（action），來區隔在劇場表演中觀眾觀看演員表演的理解，論述上極力避免落入劇場表演中既定的表演、演員與觀眾的界定。這種對表演藝術中既定常規的迴避，旨在避免其主要為實踐者自身內在歷程而作的結構，被當成為觀眾理解而作的結構來論斷，《The Living Room》也就是在這樣的前提下發展出來的作品。

在《The Living Room》中，Richards避開制式的表演空間，選擇偏僻遙遠的非劇場空間呈現，導引觀眾接近作品的途徑、方式與氛圍，可視為對其作品的去脈絡化與再脈絡化：去除一般劇場表演的脈絡，並重新為作品建構一個新的脈絡，以彰顯作品的本質。但是不管《The Living Room》多麼的與眾不同，又有多少觀眾會不將其視為劇場表演？包括這篇劇評的書寫，也是在既定表演藝術脈絡下劇場專業分工機制的產物，書寫劇評的我又如何能不以旁觀觀眾身分檢視劇場表演的視角來進行分析呢？Richards的作品要擺脫被既定表演藝術脈絡下的理解所化約是很困難的，主導權並不在Richards這邊，即使他已竭力為作品建構新的理解脈絡。

另一方面來說，這個時代已經充滿著Jean Baudrillard所言的擬像（simulation）的情形，純粹的符號交疊運用就已經足以構築起整個意義體系，而成為人們溝通的全部。這也逐漸反映在當代劇場中，我們經常見到許多劇場作品，在舞台上即時播放現場收錄的影像，直接呈現種種影像符徵的再製與繁衍，以反映著我們處身的這個世界的運作邏輯，而不再像過去的劇場嘗試透過作品召喚所謂的真實。在這樣的背景對照之下，Richards在其作品中讓表演者每個外在表徵背後的內在過程都可以真確地到位的企圖，是否已經變得與這個時代的樣貌格格不入？或者，就是在這樣的世界圖像中，更能對比出Richards作品的難能可貴？Antonin Artaud意識到西方劇場淪落為徒具空洞形式的文明病癥，Grotowski傾畢生之力摒除作品中的虛假扮演，哲人已遠，現在與我們切身相關的問題是：如今還有多少人依然覺得Richards在《The Living Room》中奮力企求的在場（presence）是無可取代的重要？或者，在當今這個時代，在場已經不是要緊的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