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劇不好做，原因並非笑料不好寫，相反的，難做的正是要思考如何做一齣不是笑料濫充的喜劇。時下喜劇常常將重心依附在笑點上，認為台詞本身很好笑、無厘頭，就該是一齣好的喜劇。於是，創作者往往費心堆砌台詞、把玩語言，但卻非關角色，在無限上綱之下，導致情節迷失了方向，不只喜劇形式淪為嘴上工夫，實質內容也變得虛薄。如此一來，為了達到「喜」的笑果，卻失去了「劇」的樣貌。然而，自戲劇史上來看，綜觀古希臘喜劇、羅馬喜劇、義大利即興喜劇、莎士比亞、莫里哀到王爾德，喜劇作為一門劇種，除了是商業收益的熱門選擇之外，本質上的建構要素也從未偏廢。如同一面鏡子，喜劇反映當代社會型態，或可諷刺時代習氣所呈現出來的矯作群性，但最終所回歸的，仍是對於人性本質的觀照。

綠光劇團台灣文學劇場新作《押解》，改編自段彩華的同名小說，不僅成功地將小說戲劇化，也在延續以往作品可見的鄉土題材、溫情風格之際，同時流露出難得一見的喜劇性。更為難得的是，其喜劇張力的基礎，並不來自於表面笑料，而是深入一戲根本，聚焦於人物、關係與情境，佐以幽默的語言、輕快的調性。全戲在不變而僵化的社會框架中，引入幻化無窮卻又無影無蹤的變形力量，藉由多重並置兩兩對立的狀態，隱隱帶出群體與個人、體制與自我、文明與自然的對話與反思。

此戲情節極為簡單，主要就是菜鳥警察黃迪宇（黃迪揚飾）押送老扒手何金發（唐從聖飾）的過程。兩人個性，截然對比，一新手，一老練；一拘謹，一隨性。前者是馴化成功的典範，秉公守法，恪遵規則，戰戰兢兢，羞澀壓抑；後者是教化失敗的產物，偷竊成習，圓融世故，鬼靈精怪，情感直白。相較於正義化身、外型剛硬的黃迪宇，何金發小如鼠輩，卻千變萬化，不是軀殼的變體，而是行動、語言、心境的流動，不受世俗定義或單一狀態的限制，甚至扒手本身就是個「流動性」極高的行業，遊來遁去，捉摸不定。可想而知在這對相異相斥的角色組合中，教養與粗野綁在一起，水火不容，衝突一觸即發，延燒不斷。警察的不變碰上了扒手的萬變，因固守教條、不知變通而顯得僵化，窘態百出，遇見了青梅竹馬卻又欲迎還拒，無法放膽說愛，因此形成了一幅有趣的對比景象：扒手身體被銬押，心態卻怡然自得，警察移動自如，心靈卻禁錮深鎖。

兩人鮮活的角色設定並未止於類型化的刻板樣貌，亦非善惡對立，非黑即白，反而不斷成長，表面上警察押送扒手的過程，變成了扒手解放警察的旅程。一路上，戲中空間流變不已，家開啟了序幕，警局、監牢敲起了秩序的前奏，接著踏進了步入山林間的火車車廂內，全戲大部份場景都「困」在這個火車廂內發生。警匪兩人以外，加上阿婆、大學生、傳教士等形形色色的乘客，接連搭湊而出的生命群像，共同身處於被這宛如牢籠的不變空間裡，但也正因如此侷限的單一空間所賦予的閉鎖性，一旦混亂爆發，則無限蔓延，以致人仰馬翻，雞飛狗跳，喜劇能量不斷攀升。慌亂之中，警察卸下理性防備，勇於表露情緒、情感，漸漸解放自我；回到家中，扒手顯現踏實誠懇而非放浪形骸的一面。穿越自然幻境一遭，兩人角色皆變得更加立體，貼近人性，返璞歸真。

除了角色塑形上變與不變的扞格趣味以外，變形的概念亦展現於舞台、投影、表演的綜合視覺呈現上。即使全戲幾乎發生在同一車廂，空間看似不變，但觀看視角和方向隨景變化，有側視，有斜視，有正視。影像的使用也未喧賓奪主，而是隨戲流轉，寓戲於景，當投影畫面進入綠林，穿過山洞，再回到灰暗沉重的矮屋、城鎮，整段影像的蛻變過程呼應了警察面對情愫欲望、陷入混亂深淵又回到現實後接受自我的脫胎換骨歷程。此外，其餘演員多是一人飾演多角，轉換之間，亦呈現出不同類型、質感、調性。這些變形的軌跡像是與定義分明、界線清楚之現實的對抗聲音，加上銜接緊密、製造懸念而頗有承先啟後之效的過場音樂，以及幾乎貫穿整場而細膩襯底的火車音效，不論是視覺上的變形或是音樂上的流轉，都使得全戲輕快活潑、層次分明，極富節奏律動，流露出色彩繽紛的視聽音樂性，這也正是一齣好的喜劇所企需的。

有別於一般速食肥皂鬧劇，此戲由於人物、關係和情境塑造完整，成功地建立其喜劇張力，整場下來，笑聲不斷。這一笑，笑扒手的狡詐，笑警察的拘泥，笑警察所信奉、背負的僵化體制。這一笑，不是曇花一現，而是延續地往骨子裡刺去，刺進了角色，刺進了社會，刺進了戲外世界──或許，也刺進了共謀這社會規範的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