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一觀眾，我想這是「開房間計畫」之所以變成台灣劇場逸品的緣故；聽聞者眾，身歷者稀。當我幸運成為七十二位觀眾的一員時，便想試圖描述我身為觀眾的劇場經驗，寫下自身處境與心態不斷變化的實況。像一起床便拿起筆，將昨夜的夢境抄寫下來，憑不持久亦不可靠的記憶試圖召喚夢。

演出倒數第二天的第一場，時間近黃昏，我比票面上的時間早十五分鐘到達了手艸生活，被前台人員引導入坐，在店內某張被指定的椅子上，喝著店員送上來散逸著中藥香氣的莓果茶，我開始等待。等待演出開始的過程裡，我暗忖要如何面對接下來可能發生的「任何事」，打定主意不要驚慌，慢慢地喝著飲料。當時間一到，一名女子便從二樓沿著樓梯走下來，手抱著一個長方形盒子，坐進我對面的椅子。她用眼神示意我將盒子打開，從中拿出一副耳機為我戴上，把播放器放進我的右手。她不說話。接著她拉著我，走出了店家。

依據我曾聽聞的觀戲經驗，開房間「應該」發生在某個房間之內，這樣的錯誤想像讓我一開始的心理準備旋即破功，身為觀眾的自覺受到衝擊，手足無措地，猶豫著應該看向四周觀察場地還是被她領著向前。走出店門口的我頭頂著一副耳機，播放只有我聽見的音樂，手被女子牽著一步步緩慢地在裕民街區左歪右拐。過程裡，在每個小路的轉角都有事情正在發生，濃厚的綠、鮮豔的黃、粉嫩的粉紅；有人提著香爐，有人推娃娃車，有人洗手，有人對我笑。當我意識到這些都是演出一部份的瞬間，日常被我賦予了特殊意義，路邊玩耍的孩童、牆後探出的花叢、抽煙的老人、從腳邊經過的貓，理應是日常的一切不再那麼自然而然，卻又如此理所當然；我突然發現莎翁寫的“All the world’s a stage.”不再只是隱喻。這趟短短的路途，身為「觀眾」的我能察覺我在他人眼裡已是作品的一部份，騎腳踏車經過的路人好奇地看著我們緩行，彷彿我們正進行某種行為藝術；而我看路人的眼光也當日常變成填滿整齣作品的一部份，世界是舞台。

從這樣神奇的開始，「開房間計畫」於我而言已超乎預期地展開，與河床劇團過去曾做過的「開房間」相比，形式也許更近乎張騎米的CYH-279摩托計程車。我想此次關於房間的雙關不再是指涉旅館房間，亦非美術館，而是劇團過去的「開房間」。當演員與我從店內向外打開那扇門時，在台南的開房間計畫便成為試圖讓房間所象徵的劇場空間被打開的實驗，尋求戲劇於實體空間中被解放的可能。讓固定地點看戲的傳統被挑戰，從封閉室內的一點，成為一趟在路上如線的過程。不再向內開門／進入，這次我們往外打開／走出。

走著走著，遙遠對街巷子裡的黃衣女子緩步後退，當我想看得更清楚時，一輛車開了過來擋住我的視線。原以為是居民路邊停車，女子卻拉了拉我，幫我把耳機摘下，將車門打開。車內坐著一黑衣女子，邀請我單獨上車。當我坐定，女子關了燈，在一台窗戶都被封死的廂型車內只剩一個發著光的立方體，照著她發著光，濃豔的紅唇格外顯眼。她時而對著我笑，時而神情痛苦，又將脖子上的項鍊放進嘴裡似乎懷念過去。她陷在自己的時空裡，卻讓我感到不安，因為她在這趟車程中，眼神沒有一刻離開我的雙眼；此時的觀演關係是「整趟」開房間中最奇異的一段，沒有第三人看得見這個移動的房間內什麼事正發生，名副其實地只為我演出。與眼前陌生人的眼神連結讓人驚慌失措，我顯得侷促，我要靠近她？試圖去理解她的憂傷？我要觀察她？還是我應該別過頭去？絕對的私密性，使得觀眾時時刻刻處在被演員「看見」的處境下，我無法安逸的看她就像平時看戲那樣。當我仍在猶豫，心態在觀看與不看間掙扎時，車停了。

車門打開煙霧瀰漫，一個大大的發亮箭頭指引一扇門，車上女子的世界好似即將再也與我無關。下車後我打開門走進去，是間倉庫，房間內站著兩個女人，她們指著一張椅子，看來是我的位置。這個密閉空間是我所熟悉的郭文泰劇場風格，發生於此廢棄日常空間內的一切都能以詭異稱之，女子把麵條塞進另一人的嘴裡，或是沿著牆攀爬而上消失於天花板，所有在這房間內的事都以極度緩慢的速度發生，一如過往河床劇團的超現實風景。只是這些無從解釋的意象不再以劇場中的尺度被看見，演員距離我只有十多公分，被包圍下觀眾無從逃脫。距離改變認知的方式，觀眾如我不斷被挑戰對於劇場的想像；我不再僅止於觀看，我身處其中，直接地感受。「受邀」的我看女子拿著一顆葡萄越靠越近，吃下去？不要吃？最後我選擇張嘴。（也許堅決搖頭能換來女子失望的眼神。）無聲的壓力下由不得我沒有反應，我既是觀眾也不僅只是觀眾，無能與過去一樣享受跟眾人一起窺視的快感，被逼迫上前線，我被「看見」了。而我終究是選擇當一位劇團希望的觀眾典型，我沒有奪門而出，沒有破壞劇團精心營造的氣氛。我與演員與創作者共構這個作品。

當我與女子看另一位女人消失後，她走近我將椅子轉向來時的門，於是我再度回到在路上的狀態。嚴格說來我處於一個不斷被移動的過程，上車、下車，廢墟倉庫，復又上車，只是這次等我的是個吃著爆米花的汗衫男子。他熱情地把爆米花推到我眼前，悄聲說：「我以前也拍過電影。」當我與他分享爆米花時，車停了門被拉開，一位背著吉他的裸裎少年跑進來；他看我們，我們也看著他，然後少年彈起了吉他。開了一段後車復又停下，這次上車的是粉紅色與黃色的芭蕾舞者，她們帶來一袋台啤。小小車廂裡塞了五個人，我們喝啤酒配著爆米花，眾人衝著我笑，氣氛歡欣不似人間。好像在夢裡面會有少年彈吉他，眾人哼歌，給彼此充滿笑意的眼神；舞者們從塑膠袋裡拿出老頭面具戴上，歌繼續唱，於是我邊笑邊流著眼淚，因為我明白只有在夢中／劇場裡才有這樣的快樂。

整「趟」開房間中眾演員們其實沒對我做什麼，只是凝視，看進我眼底，真誠地看我。讓我想起以瑪莉娜（Marina Abramovic）為題的紀錄片，關於她 2010 年時在美國紐約現代美術館引起轟動的行為藝術作品“The Artist Is Present”，觀眾坐下來與藝術家對視；我終於可以理解紀錄片裡觀眾為何看著看著就流下淚。我也流淚了，「只為你」不是個簡單的字，「人生」亦如此，演員看著我的當下無以名狀的情緒撕扯著心。當劇場是呈現故事的地方時，觀眾受到保護，即便他們不明白；而當劇場裡不用傳統方式說故事，變成展示「真實生命」的地方時，觀眾別無選擇也必須面對自己，河床劇團藉由開房間計畫把這樣的型態推到極致，成為劇場裡的極限運動，越貼近變得越有力量。劇名是《人生如是》，流淚是人生，笑也是；當我下車，看著路口插著一枝燃燒的仙女棒，回頭向車上的人揮揮手後回到了店裡，好似做了一個巨大的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