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上重播了數遍的《包青天》，即使那些情節早已看過不少次，每次播映仍能沉迷其中。故事中的包青天如此，那麼歷史上的包青天又是如何？我帶著這份好奇心，2016年赴便至安徽合肥尋訪一趟。包公祠內有包拯的塑像以及來自雲林三條崙包公廟的神像金身，一旁羅列了龍頭鍘、虎頭鍘與狗頭鍘。走進墓園，這才真正接觸了歷史上的包公——幽暗的墓道盡頭放置一只黑色棺木，裡面僅存幾塊遺骨。一旁的展覽館則有出土時的陪葬木俑、青瓷碗等，影片也播放著遺骨的由來⋯⋯。這個由來，便是臺北曲藝團此次創作的起點：《包公遺骨記》。

《包公遺骨記》是部紀實文學，講述1970年代意外挖掘出包公遺骨後掀起種種波瀾，作為清官象徵的包公，竟在遷墓回鄉時無處安葬，當時正處文革時期，風聲鶴唳，遷墓是迷信、是封建，因此無法落葉歸根。一群小人物在曲曲折折之中，竭盡心智地為保住包家祖宗遺骨，文革結束，各地興起重點文物保存風氣，人們再想起包公遺骨時，已不知包家子孫埋至何處，埋藏的陶罐空無一物，僅存當時出土送驗的部份遺骨。

在戲劇舞台上早已深植人心的虛構包青天，以及歷史上真實的包青天與其淒涼身後事，舞台上如何處理歷史真實與虛構？這也是首次將評書結合劇場，評書屬敘述體，戲劇屬代言體，兩種體裁是相輔相成或相互拉扯？

從結構來看，以葉怡均的評書為主旋律，其他演出形式如相聲、音樂與戲劇則屬陪襯，這樣的作法使整齣戲的結構穩當、主次分明，不會令人感到雜亂無章。葉怡均的評書以《包公遺骨記》為主幹，首先以多數人較為熟悉的包青天故事為引子，再帶入1973年包公遺骨被挖一事。

黃逸豪與吳思偉在此插入一段著名戲齣《烏盆記》，此處「烏盆」以烏紗帽作為意象的翻轉，演員將烏紗帽兩頭軟翅拔去，並將烏紗帽倒放，形成一方小小黑坑。有意思的是，這個作為官職象徵的烏紗帽並未再現或承載包青天的形象，反而是在包公遺骨運回家鄉受村書記阻擾時，才將村書記以頭戴烏紗帽的官員的形象以投影顯現。由此，這個烏紗帽並不指涉包公，而是擴增其文武百官的意象，並且是帶有負面意涵的官，顛倒的官帽也在控訴世道是非不分、黑白顛倒。

而此物件，無論是烏盆或是烏紗帽又作為「墳坑」的象徵，墳坑即如一個大烏盆，那一方黑黑的底洞承載著虛構故事與歷史真實。同時，小劇場的黑盒子空間更進一步作為墳坑意象的延伸，洪子晏與段彥希走在舞台二樓往下俯視觀眾席，用手電筒照著這一個「烏黑的坑」，誰究竟在坑裡？當村人再次找尋失落的包公遺骨時，僅見十一個陶罐，挖開陶罐之時，投影幕映現著人們往洞口窺探的圖像，彷彿黑盒子裡的所有人皆在這罐中，我們看著外面，外面看著裡面，誰是局外人？在此，隱喻著平民與貴冑皆無法逃脫歷史的擺弄、政治的傾軋。

這種翻轉倒置的意象除了上述的烏紗帽外，舞台空間中一輛倒置的腳踏車從未扶正過，戲末，燈光打在那不斷地轉動的腳踏車輪，輪轉是歷史的巨輪碾壓著公平正義，也是一種週而復始，曾經光明的被打入黑暗，曾經黑暗的又再度照亮。在劇中，各種意象環環相扣，宕滌出令人反覆咀嚼的滋味。

從演出效果來看，《烏盆記》再現了包青天的形象（非歷史上的包公），它黏合了曲藝的段落，讓演出從評書過渡到戲劇，再從戲劇過渡到相聲，作為中間的媒介，它適當地發揮它的意象，同時也不過份地喧賓奪主、搶走敘述體的主旋律。同時，它也作為一個虛構的象徵，其前為《包公遺骨記》的序言，當為歷史的真實，從史實擺盪到想像的虛構後，緊接著相聲的段落，相聲以探究何為真何為假為主線，「鍘美案」的故事本源為何？劇作家為何要寫陳世美？以及包公的身世如何？是否為嫂娘扶養長大？這三個段落讓包公的形象穿梭在歷史真實與想像虛構之間。

相聲段落過後，回到說書主線，並進入故事的衝突與高潮處，看似妥貼順利的遷墓大事，因文革時期村書記害怕生事，喝令包家人不准在此埋骨。葉怡均的身份在此巧妙地轉為大隊長，以代言體與布幕後投影的村書記對話，那官員的形象雖躲於幕後不見本尊，卻又幻化為多重分身，這一個村書記的官樣，也不過是眾多官員怕事又霸道的縮影。

這一段歷史的收尾，由安排位於觀眾席的演員對台上發出質疑：這些故事是真的嗎？它的角色或許也代表某些觀眾的疑惑：這些荒謬的故事難道是真的嗎？或者說，這是一種驚訝大於疑問的口吻，難以置信的真實。或許是要強調故事的真實性，也或許是對臺灣觀眾而言難以想像文革時期種種荒謬情景，於是台上再次強調這是紀實文學。其實，我倒覺得不必搬出「紀實文學」來強調真實性，畢竟歷史的真實有多面向，一般人也只能見到其中部份。

最後，歷史的鐘擺又擺盪回來，那些拆了的文物古蹟又蓋回來，被抹黑的又平反，眾多領導、貴賓期盼著遷回包公遺骨以作為對於地方文物的重視。這段安排了演員化用快板書的敲擊與音律，藉由民眾打被子、修腳踏車的聲響形成節奏感，訴說著這段翻騰史實的荒謬，也同時提供一種想像：曲藝表演只能站坐原地嗎？或是可以用什麼形式來表現聲情與節奏？這樣的嘗試無疑是令人驚喜的。相對來說，說書、相聲或快板書的節奏較為明快俐落，在軟性的抒情則由張士能取得平衡，無論是琵琶、雨聲棒或是提琴等樂器，展現了多元的聲貌，也為這齣戲增添不少感性情懷。

這一場說書與劇場的結合，以從容不迫的姿態讓說書保持在主旋律，而以戲劇的部份填充或映現觀眾的想像，其他曲藝形式的調度與安排也能恰如其分鑲嵌其中。誠然，對於一心只愛說書或相聲的觀眾而言，或許會覺得聽得不夠過癮，但是在傳統曲藝表演以外，能夠開展另一種形式，對劇團而言這雖然是第一次的嘗試，卻也讓人看到更多曲藝的可能，這不意味著必須要走向戲劇化，而是如何調度與串連段落、如何運用與想像聲音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