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梭在歷史真實與想像虛構之間《再見包青天》

林慧真 (專案評論人)

戲曲
2021-04-19
演出
臺北曲藝團
時間
2021/04/11 14:30
地點
臺灣戲曲中心小表演廳

電視上重播了數遍的《包青天》,即使那些情節早已看過不少次,每次播映仍能沉迷其中。故事中的包青天如此,那麼歷史上的包青天又是如何?我帶著這份好奇心,2016年赴便至安徽合肥尋訪一趟。包公祠內有包拯的塑像以及來自雲林三條崙包公廟的神像金身,一旁羅列了龍頭鍘、虎頭鍘與狗頭鍘。走進墓園,這才真正接觸了歷史上的包公——幽暗的墓道盡頭放置一只黑色棺木,裡面僅存幾塊遺骨。一旁的展覽館則有出土時的陪葬木俑、青瓷碗等,影片也播放著遺骨的由來⋯⋯。這個由來,便是臺北曲藝團此次創作的起點:《包公遺骨記》。

《包公遺骨記》是部紀實文學,講述1970年代意外挖掘出包公遺骨後掀起種種波瀾,作為清官象徵的包公,竟在遷墓回鄉時無處安葬,當時正處文革時期,風聲鶴唳,遷墓是迷信、是封建,因此無法落葉歸根。一群小人物在曲曲折折之中,竭盡心智地為保住包家祖宗遺骨,文革結束,各地興起重點文物保存風氣,人們再想起包公遺骨時,已不知包家子孫埋至何處,埋藏的陶罐空無一物,僅存當時出土送驗的部份遺骨。

在戲劇舞台上早已深植人心的虛構包青天,以及歷史上真實的包青天與其淒涼身後事,舞台上如何處理歷史真實與虛構?這也是首次將評書結合劇場,評書屬敘述體,戲劇屬代言體,兩種體裁是相輔相成或相互拉扯?

從結構來看,以葉怡均的評書為主旋律,其他演出形式如相聲、音樂與戲劇則屬陪襯,這樣的作法使整齣戲的結構穩當、主次分明,不會令人感到雜亂無章。葉怡均的評書以《包公遺骨記》為主幹,首先以多數人較為熟悉的包青天故事為引子,再帶入1973年包公遺骨被挖一事。

黃逸豪與吳思偉在此插入一段著名戲齣《烏盆記》,此處「烏盆」以烏紗帽作為意象的翻轉,演員將烏紗帽兩頭軟翅拔去,並將烏紗帽倒放,形成一方小小黑坑。有意思的是,這個作為官職象徵的烏紗帽並未再現或承載包青天的形象,反而是在包公遺骨運回家鄉受村書記阻擾時,才將村書記以頭戴烏紗帽的官員的形象以投影顯現。由此,這個烏紗帽並不指涉包公,而是擴增其文武百官的意象,並且是帶有負面意涵的官,顛倒的官帽也在控訴世道是非不分、黑白顛倒。

而此物件,無論是烏盆或是烏紗帽又作為「墳坑」的象徵,墳坑即如一個大烏盆,那一方黑黑的底洞承載著虛構故事與歷史真實。同時,小劇場的黑盒子空間更進一步作為墳坑意象的延伸,洪子晏與段彥希走在舞台二樓往下俯視觀眾席,用手電筒照著這一個「烏黑的坑」,誰究竟在坑裡?當村人再次找尋失落的包公遺骨時,僅見十一個陶罐,挖開陶罐之時,投影幕映現著人們往洞口窺探的圖像,彷彿黑盒子裡的所有人皆在這罐中,我們看著外面,外面看著裡面,誰是局外人?在此,隱喻著平民與貴冑皆無法逃脫歷史的擺弄、政治的傾軋。

再見包青天(臺北曲藝團提供/攝影唐健哲)
再見包青天(臺北曲藝團提供/攝影唐健哲)

這種翻轉倒置的意象除了上述的烏紗帽外,舞台空間中一輛倒置的腳踏車從未扶正過,戲末,燈光打在那不斷地轉動的腳踏車輪,輪轉是歷史的巨輪碾壓著公平正義,也是一種週而復始,曾經光明的被打入黑暗,曾經黑暗的又再度照亮。在劇中,各種意象環環相扣,宕滌出令人反覆咀嚼的滋味。

從演出效果來看,《烏盆記》再現了包青天的形象(非歷史上的包公),它黏合了曲藝的段落,讓演出從評書過渡到戲劇,再從戲劇過渡到相聲,作為中間的媒介,它適當地發揮它的意象,同時也不過份地喧賓奪主、搶走敘述體的主旋律。同時,它也作為一個虛構的象徵,其前為《包公遺骨記》的序言,當為歷史的真實,從史實擺盪到想像的虛構後,緊接著相聲的段落,相聲以探究何為真何為假為主線,「鍘美案」的故事本源為何?劇作家為何要寫陳世美?以及包公的身世如何?是否為嫂娘扶養長大?這三個段落讓包公的形象穿梭在歷史真實與想像虛構之間。

相聲段落過後,回到說書主線,並進入故事的衝突與高潮處,看似妥貼順利的遷墓大事,因文革時期村書記害怕生事,喝令包家人不准在此埋骨。葉怡均的身份在此巧妙地轉為大隊長,以代言體與布幕後投影的村書記對話,那官員的形象雖躲於幕後不見本尊,卻又幻化為多重分身,這一個村書記的官樣,也不過是眾多官員怕事又霸道的縮影。

這一段歷史的收尾,由安排位於觀眾席的演員對台上發出質疑:這些故事是真的嗎?它的角色或許也代表某些觀眾的疑惑:這些荒謬的故事難道是真的嗎?或者說,這是一種驚訝大於疑問的口吻,難以置信的真實。或許是要強調故事的真實性,也或許是對臺灣觀眾而言難以想像文革時期種種荒謬情景,於是台上再次強調這是紀實文學。其實,我倒覺得不必搬出「紀實文學」來強調真實性,畢竟歷史的真實有多面向,一般人也只能見到其中部份。

最後,歷史的鐘擺又擺盪回來,那些拆了的文物古蹟又蓋回來,被抹黑的又平反,眾多領導、貴賓期盼著遷回包公遺骨以作為對於地方文物的重視。這段安排了演員化用快板書的敲擊與音律,藉由民眾打被子、修腳踏車的聲響形成節奏感,訴說著這段翻騰史實的荒謬,也同時提供一種想像:曲藝表演只能站坐原地嗎?或是可以用什麼形式來表現聲情與節奏?這樣的嘗試無疑是令人驚喜的。相對來說,說書、相聲或快板書的節奏較為明快俐落,在軟性的抒情則由張士能取得平衡,無論是琵琶、雨聲棒或是提琴等樂器,展現了多元的聲貌,也為這齣戲增添不少感性情懷。

這一場說書與劇場的結合,以從容不迫的姿態讓說書保持在主旋律,而以戲劇的部份填充或映現觀眾的想像,其他曲藝形式的調度與安排也能恰如其分鑲嵌其中。誠然,對於一心只愛說書或相聲的觀眾而言,或許會覺得聽得不夠過癮,但是在傳統曲藝表演以外,能夠開展另一種形式,對劇團而言這雖然是第一次的嘗試,卻也讓人看到更多曲藝的可能,這不意味著必須要走向戲劇化,而是如何調度與串連段落、如何運用與想像聲音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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