掀開,現實無盡的黑暗《被遺忘的》

陳正熙 (2021年度駐站評論人)

戲劇
2021-11-15
演出
河床劇團
時間
2021/11/07 14:30
地點
國家戲劇院

1984年,我是一個大學生,一個正享受著自由校園生活的年輕人,與這個世界有些疙瘩,但基本上,接受這個世界既有的樣子,沒有太多不滿,更甭論意識覺醒,應該讀過報紙上的報導,但沒有留下特別印象,無論是土城海山、瑞芳煤山、或三峽海山一坑,近在身邊,卻仿若天涯之外。之後,即使開始專注本土歷史,政治抗爭、社會運動、藝術變革,仍是關注焦點,至於那些在暗黑底層發生的悲劇,也只曾在《戀戀風塵》中的部分段落中(阿遠父親遭遇礦災、礦工針對補償的抗爭),短暫觸及,之後迅速被阿遠遭遇「兵變」的痛楚蓋過。

因此,那《被遺忘的》,也就是那「被我遺忘的」。

那一年,也是被譽為「永遠的行政院長」的孫運璿先生,擔任行政院長的最後一年,雖然他因為健康問題而離開公職,但在他擔任行政院長的六年時間裡,也正是台灣經濟高度成長,並且開啟轉型躍升的階段,對於大多數國民而言,物質豐裕、生活水準提升、「明天會更好」的歌聲,是時代的主調,即使對政治反對者來說,黨派政治儼然成形,那都是一個充滿希望的年代。在往後的官方歷史記載中,在土城海山、瑞芳煤山、三峽海山一坑發生的事件,連個註腳都不是。

因此,那《被遺忘的》,也就是那「被時代遺忘的」。

近四十年之後,河床劇團將國家戲劇院的舞台掀開,帶我們深入那被封存棄置、「被遺忘的」悲劇現場,重現那無窮蜿蜒、狹窄逼促、暗黑熾熱、煙塵瀰漫的坑道景觀,悼念亡靈,引導他們重見光明,也將那「被遺忘的」生命重置在這個社會的集體記憶當中。我們在舞台上看到的,並不是社會悲慘事件的客觀重現,而是一個「被遺忘的」族群,他們「被遺忘的」共同命運的主觀再現。

以「意象劇場」在本地劇場佔有獨特位置的導演郭文泰與河床劇團,過去作品多以強烈的視覺風格和神秘的親密氛圍著稱,小劇場和特殊場域(如旅館房間),一向是最能充分展現劇團創作特色的空間類型,國家劇院的大舞台,會對導演的空間想像構成什麼樣的「挑戰」,或許是《被遺忘的》的演出,最先引起觀者興趣的議題。

對許多創作者來說,國家戲劇院大舞台像是一幅巨大的空白畫布,或一塊廣闊的處女之地,任由想像飛舞、揮灑、堆疊,先進的機械裝置,更是變幻多端的憑藉,《被遺忘的》的創作者卻從不同的角度,切入這個可能會讓人畏怯的空間,以舞台本身既有的結構元素(舞台平台)和機械物件(吊桿)為素材,以裝置的概念,將舞台、道具、燈光、影像、音樂,乃至於演員受壓擠而扭曲的軀體,整合為一個接著一個或者有現實的沈重(如主舞台下方那無邊的黑暗),或者是超現實神秘氣氛(如那懸吊/漂浮在半空中的人身)的意象,不停地衝擊著觀眾的感官與心靈,不斷拓展我們對劇場空間,對舞台視覺(scenography)的想像,充分發揮劇場空間的敘事能量,帶我們重回那被遺忘的現場,面對那被遺忘的臉孔與身軀,聽見那原本暗啞無聲的地底世界。

就劇場作品本身而論,郭文泰與河床劇團在國家劇院的初登場,確實是成功的,《被遺忘的》不僅是劇團一舉突破既有格局的作品,「整體劇場」概念的具體實踐,更可以說是本地劇場近年來的最好作品之一,讓我重拾在本地劇場中,失落已久的驚奇之感。我在《被遺忘的》中,看到了劇場想像之無限。

另一方面,我也更清楚地意識到劇場機制之有限:現實悲劇的浪漫化,能夠慰靈安魂,能夠帶回「過去的消逝」,但如何能幫我們建構一個「未來的夢」,或許需要更多的思索辯證。《被遺忘的》作為官方藝術節慶的代表作品,被邀請進入國家藝術殿堂,並非沒有其矛盾、弔詭,甚至反諷之處:《被遺忘的》掀開劇場舞台的表面,帶我們進入到底層的世界,但,是否足以顛覆這個被視為神聖的空間,或更廣泛的,決定勞動大眾命運的經濟發展思維與社會階級體制?從走進劇場,深入幽微的記憶,到演出結束離開劇場,回到明亮的現實,是否就是一條從記憶、覺醒、到行動的筆直路徑?我們如何能夠從地底的視角,重新想像共同的未來?

 

被遺忘的(國家兩廳院提供/攝影張震洲)
被遺忘的(國家兩廳院提供/攝影張震洲)

 

2021年的現在,我們在劇場裡將那289個生命,帶回我們的共同記憶之中,也同時豐富了我們對生命、歷史、人性、劇場的認識,更讓我們意識到藝術想像之無限與有限。

我並非要對劇場創作者,提出任何不合情理的要求,卻只是要提醒自己和觀眾,將這樣的問題帶出劇場,帶回現實世界,因為,在這樣一個「記憶短暫」的時代裡,「被遺忘的」其實已經不是令人遺憾的錯誤或無知,而是一種被視為理所當然,讓人氣餒無奈的「常態」。

其實,鄭智化早於1988年,就已經在《老么的故事》中唱出:「家鄉的人被礦坑淹沒失去了生命 都市的人被慾望淹沒卻失去了靈魂」,《被遺忘的》能不能為我們找回失去的靈魂?

對我來說,這是最重要的覺醒。

評論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