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退為進的歷史轉譯《被遺忘的》
十一月
12
2021
被遺忘的(河床劇團提供/攝影張震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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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欣衡(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學生)

河床劇團呈現新作《被遺忘的》,述說在1984年北臺灣多起礦災的歷史事件、以及勞動者的殞落。無論是傳遞歷史記憶,或從底層群眾吸取創作養分,從來都是艱難的任務,不免遭遇縈繞後殖民研究的大哉問:底層階級能否發聲(Can the Subaltern Speak)?或,藉由演出傳遞歷史記憶是否可能?我認為河床劇團以其獨特美學,給予一次超脫寫實窠臼的、以退為進的歷史轉譯。

全劇排除了臺詞和明確敘事,演員的身體勢態、空間調度、音景、道具乃至光源,紛紛高昇至主角的地位,在流動與定格之間,輻射出感知的各樣可能性;在劇場形構的感知體系內,聲響建築出的印象至為深刻。哀婉如顫絲的女聲和警報鳴響彼此間雜,帶領觀眾穿梭事件後遺的哀悼,與現場的猝不及防。河床著意調度「可聽性」,遂放大、縮小特定聲音,如礦工緊抓牆壁卻又滑落的刮聲清晰可聞;而在錄像極響的沙沙聲掩蓋下,話語只能是隱微而意義模糊的。配合錄像中反覆出現的,髒污嘴唇微張的意象,塑造無聲無援而暴烈的勞動者圖像,然無聲本身也可視作一種抗議。另外,它利用升降舞臺搭建出層疊管道,可視化(visualize)了礦洞裡狹窄堆疊的隧道。勞動環境之惡劣顯現眼前,但坐在最後排的我,看不見礦工的臉。當臺詞和臉孔都闕如,礦工的個體存在被消解,取代以勞動身體的集體性:黑污遍身、佝僂的背、彎曲著膝,卑屈、傷損與力量並存。郭文泰説這齣劇是獻給「為著世界如常轉動而工作的每一個人」,以礦災隱喻當代資本主義銘刻的傷痕。集體性的身體卻不易讓觀眾全心投射,因而產生「有保留的認同」:人們也許都經歷過剝削和壓迫,但礦工的工作與受難經驗,仍保有其個殊層次,不至完全被隱喻所「借/劫走」。更或者是在詰問:未曾親歷見證災難的我們,真的能夠瞭解死難者的生命嗎?演員的肉身呈現,既讓死者不再是統計數字,也提醒我們不在場記憶的局限性:活著的人永遠不等於在事件中殞落的死者。這也是對寫實主義劇場美學的挑戰:擬仿不會帶來真相。

那麼,撇棄了寫實主義的真相觀,歷史記憶如何被轉譯並期待觀眾「記得」?在光源方面,舞臺上大多僅有幽暗微光,更不時陷入黑暗。如果充分穩定的照明賦予我們神的透視位置,河床並非把光線作為真理的保證,反凸顯其作為觀眾感知世界的媒介特質,事先配置了洞見和不見,絕非透明。這齣劇本就帶有打斷線性歷史進步神話的意涵:在臺灣經濟起飛、產業與能源轉型的當下,重提數十年前有份推動這神話的物質基礎、又被遺忘在大敘事外的犧牲者。河床更進一步在表現上摒棄線性敘事,以一貫著稱的流動意象,傾瀉出具否定辯證性的敘述碎片。那七手八腳挖向礦車的,是在採集還是享用他人的成果?眾礦工在死者身上堆疊木材,是在執行埋葬與哀悼儀式?抑或是出於倖存者的負罪感,自認對同伴之死不無責任?身體與道具的連結變化不息,我一度自行定格以擷取的意義,隨即在流動中重寫。意象所指的開放性,則避免了「美學再現」(Darstelling)滑向「政治代言」(representation):透過意象去刻畫描繪該事件,同時自我揭露劇場作為感知政體的形塑機制。加上,流動意象和創傷記憶均有無法被敘述的面向,劇場以此説彼,也許反而命中某些無以名狀的情感和身體性。

河床所要帶給觀眾的,不見得是新的知識,而是邀請我們打開感官的敏銳度,為了迎向他者的肉身。整齣劇有不少死滅意象:演員從繩索滑落倒地、困在玻璃罩內逐漸無法呼吸,把觀眾從旁觀者推向見證者的位置。儘管我們明白那僅是表演,但共感也是一種真實。如同我們都知道死者無法再行動,但劇場仍安排礦工的鬼魂緊纏西裝男子;完場之際,紅衣女子以悲痛的舞姿,讓倒臥在地的眾人重新立起。這即是德希達(Jacques Derrida)所說的哀悼與招魂:生者透過見證來進行哀悼,讓亡靈以將來者的面貌再臨,以回應被線性歷史所遺忘的死者。敘事因而朝向對死者的責任而發動,他者/死者成為劇場不可觸及的核心。因此,河床拒絕扮演啟蒙者、或賦予觀眾全知視角,而是藉由呈獻不可化約的開放意象、肉體的脆弱性與施加其上的暴力,存留創傷事件的線索。在傳遞歷史記憶一事上,我會說它是在「以退為進」:安排一連串肉身的回溯,進擊質問歷史敘述是否過於簡化、輕率遺忘。它不負責傳授,只是碰我們一下:如果認識歷史依靠的是理性,認識的意願則來自於觸動。

完場後,觀眾得到一枚「我會記得」的襟章。比起這宣成式的語句,我更在意的是如何記得?記得什麼?由誰記得?劇場,或一切藝術,在協助集體記憶上有著怎樣的潛能和限制?由《被遺忘的》所掀起的情動,只是部分觀眾進入這段歷史的開端,離記憶的公共化仍是迢遙。儘管如此,這仍是生者和死者之間,一場值得記起的相逢。

《被遺忘的》

演出|河床劇團
時間|2021/11/06 19:30
地點|國家戲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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