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的歷史,失敗的對話《在世紀末不可能發生的事》
2月
25
2020
在世紀末不可能發生的事(創劇團提供/攝影小川先生)
Link
Line
Facebook
分享
小
中
大
字體
834次瀏覽
鍾承恩(臺灣大學哲學系學生)

《在世紀末不可能發生的事》對於呈現一個受白色恐怖摧殘後的家庭困境上十分令人動容,但是在試圖交代歷史的複雜性,使加害與受害雙方進行對話辯證上卻是失敗的。加害者的形象扁平而缺少人性,而男女主角的幾乎毫無成長使控訴也蒼白無力,顯現整齣戲對於整個歷史事件反思的不足。

然而在塑造一個寫實的受難者家庭困境上,本戲出彩且細膩地描寫個體生命所面對的艱難之處,把握住家庭在遭受政治迫害後被體制與社會的雙重排除、家庭內部在權力的介入下所造成的創傷與隔閡,以及事過境遷之後受難者家庭要如何面對加害者。

這三個部分分別由黃父、心怡與黃母呈現。黃父在經歷了白色恐怖後,滿腔的理想被恐懼取而代之,這兩者不斷地在他心中拉扯。比如一直到結尾,他仍對著安慰他的男主角說:「你真的知道我想要說什麼嗎?還有人想知道嗎?」激動的陳言後又默默地噤聲,無論是理想還是委屈,渴望被傾聽的欲望一律被權力的恐怖給壓制住,充份表現出在這種拉扯下而不成人形的樣子。

女兒心怡則是承受著童年裡父親永遠的缺席,在往後的日子裡也永遠失去一個正常的父親,小時候詢問母親換來的「永遠不要再問起」這種「永遠」的黑暗不明,讓女主角的「時間停滯」生活在未知的恐懼中;而母親要面對的,是在意識清醒下,權力的拒絕賠償、人際上的孤立、承受先生被安上罪名、精神崩潰後還得被斥為不正常等無力感。在與男主角父親的對手戲中,對方問:「如果你真的遇到了當時參與審判的法官,你會想怎樣?」母親答:「我不知道,總不能把咖啡直接潑在他身上吧!我不知道……」在對方的不斷迴避下,母親也只能忍氣吞聲,在對方離去後潑灑咖啡,做出最卑微的抵抗。

可惜,本該同樣重要的另一家庭,在刻劃上卻並不理想。每當劇本似乎要給予男主角家的父母一些論據的時候,卻馬上暴露出不可理喻的自私性格,這一方的父母兩人被塑造地不具有同理心與悔意,冰冷與巧舌如簧的程度基本可以看作以個人代表了整個傲慢的權力集體,角色於是只成為某種代言,像個人偶而非真人。

縱然這樣的塑造過於扁平但也並非無法接受,不幸之處在於,男主角彥博的控訴貧乏又兒戲,在大肆發洩之後,居然就平靜的接受了;結尾甚至對女主角說:「重點不是已經發生的過去,而是未來。」使得前面振振有詞地回應父親,說自己不敢直接問他真相是因為「不敢直接知道」,以及扯下父親書法、搗毀母親插花的發洩,就真的只是如同青春期男孩而已。

男女主角的毫無成長是此劇本的敗筆,男主角已如前述,女主角心怡雖然在得知真相後產生了一些自責感,但是最後依然抱怨母親「那就是他最擅長的東西,這麼長一段時間,讓一切都看起來沒什麼,好像什麼都『感覺還好』。但是我就是不想要這樣。」雖然可以理解想要知道真相而對母親的不諒解,然而此處已經是結尾,也看不見女主角之後有任何行動或接續的討論。經過一連串的事件,男女主角的無變化,意味著:其實抽開了整齣戲的鋪陳與揭露,他們依然會結婚,他們依然故我,劇中男女主角的設定上都是「約三十歲」的人,筆者不知道,是作者故意安排讓兩人不成熟,來諷刺台灣對於審視這段歷史的方式還十分稚嫩,還是作者根本就無法處理這樣的歷史問題。

整體而言,創劇團的《在世紀末不可能發生的事》某種程度上返還了歷史現場,表演出一個令人動容的政治受難家庭困境。雖然對於加害者的想像過於扁平,但是將雙方放上舞台對話的可能性仍然具有潛力,只是需要更多的打磨與對於整段歷史的反思,才不會只侷限於某種賺人熱淚的寫實故事,而是能夠進一步拓展當代如何重新認識歷史的可能。

《在世紀末不可能發生的事》

演出|創劇團
時間|2020/02/23 14:30
地點|臺灣戲曲中心小表演廳

Link
Line
Facebook
分享

推薦評論
《在世紀末不可能發生的事》以年輕愛侶的堅貞情感試圖沖淡劇本背後所籠罩的因歷史結構因素下的累累創傷,劇場空間宛如一個瘖啞但迫切請求諸眾聆聽的空間,要求我們持續關注、持續召喚歷史以建構更多受到政治迫害的瘖啞父親記憶。(羅倩)
3月
03
2020
此種現象後接踵而來的另一個危險,是作為意圖揭露史實、或引發關注的作品,卻可能只達到挑起對立的成效。因為戲劇結構已從角色、舞台等元素,共同強調二元化的存在,因此相關元素恐進一步加速觀眾隨著劇情,往該方向理解與傾斜,甚至必須額外費力才能脫離。(張敦智)
3月
02
2020
《在世紀末不可能發生的事》在演員的詮釋下,是透過有點宿命論式的樂觀,來表達這一代可以跟過去道別(同時,也剝奪了母語)──既然過去的已經過去了,未來便充滿希望。(黃奕超)
3月
02
2020
我們不妨把《在世紀末不可能發生的事》裡虛構的「典型環境裡的典型人物」當成是歷史廢墟裡的碎片,藝術家的挑戰在於──如何讓這些碎片在當下閃現生存的意義。立碑作傳再造神話,不過是英雄烈士通俗劇的你方唱罷我登場,編劇所說的「不可知真相」在演出現行的樣貌卻落實成「『親中威權國民黨』黨國體制V.S.『崇尚美式自由民主』的台獨人士」,如此一刀二元切分的白色恐怖創傷敘事,難道沒有遮蔽掉「政治不正確」的歷史真實可能引爆的複雜性思考?(許仁豪)
2月
27
2020
《在世紀末不可能發生的事》因為黃母而漸漸浮出受害家屬的主體性,從不願開口到與女兒間的坦誠,創作者若是多著墨於此角,觀眾更可從其細節和節奏體會到受害者家屬的煎熬心境。(簡韋樵)
2月
26
2020
創劇團會選擇這樣的題目,基本上已經是站在同情受迫害者一方的立場,試圖為其發聲了。然而,因為平衡報導,反而又踩到兩邊各有其道理的邊上,當我們期待他再為受迫害者多說點什麼時,聲音卻薄弱了。(張又升)
2月
25
2020
在這次的作品當中,創作者所要面對的是台灣現實社會正處於的「轉型正義過渡期」,從「不義」到「正義」,從「秘密」到「解密」,從「謊言」到「真相」,從「肅殺」到「自由」,在二元對立的線性敘事/辯證中,「當下」討伐著「歷史」,近幾年的劇場界更是爭相表態「政治正確」而不落人後。(于善祿)
2月
25
2020
《門禁社區》給人的啟示不應是退守平庸,而是盡你所能,做到底,做到極致,並以每個人自身的條件,盡力去做。再者,小雯理應不是為了背書平庸而來的,且有許多懸而未表的課題尚未展開,雖然編導已經佈線了。這條線,纏結了性、家與國家,唯有通靈者的囈語才能打碎文謅謅的腔調,穿透體制化、保守主義者的象徵層,講出它的困局、流動與盡其可能的出路。
5月
14
2024
渡假村的監看者檢討原住民,漢人檢討原住民、不滿監看者,原住民檢討自己、檢討政府,每個人都站在自己的位置思考,各種權力交織卻不被意識,他們形成了某種對泰雅精神最殘忍的「共識」,之於「文創劇場」這個荒謬至極的載體,之於「生活還是要過下去」,消逝的文化本質很難回來,著實發人深省。
5月
14
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