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張宗坤（2024年度專案評論人）
創劇團《在世紀末不可能發生的事》的演出，已是本世紀的第二度。表面上處理兩代人的衝突，卻又將戰後台灣複雜的歷史經驗再折疊進家族往事；在角色不意脫口的對話中，透出歷時不變的國族與國際想像。這或許就是本劇宣傳上所謂的「政治無意識」——不只是意識的否定或者不在，更是蟄伏在意識之光無從照穿的暗處的巨獸，唯有口誤、夢囈才能顯形。只是，劇場作為精心編排的「有意識」創作（更不用說這已是第二度的演出），究竟該如何呈現這股本質上拒絕被呈現的黑暗？該次的重演又在什麼意義上，能夠揪出持續潛藏著的無意識？
在世紀之交的聖誕節，蘇彥博（呂栩智飾）與黃心怡（楊瑩瑩飾）這對戀人在故事的開頭討論著結婚、出國的計畫。直到雙方家長碰面、心怡父親（王肇陽飾）無端的瘋狂發作，才揭露家族間可能的往事。沿著心怡探知的線索，心怡母親（劉淑娟飾）與「好像當過法官」的彥博父親（林文尹飾）對質，後者卻屢屢搬出佛法、福報，乃至於國家安全的大義，試圖將心怡的父親病理化，也要將當年的裁判合理化。如同漣漪一般，這場對質在雙方的家庭各自投下了對父親的懷疑：彥博撕毀「無有恐怖」的《心經》書法，拒認富貴背後滿手鮮血的父系；心怡開始收集歷史檔案，認得癲狂背後意圖顛覆政權的父系。最終，彥博的父母奔赴美國；心怡則與自己的母親把話說開，和彥博一同在醫院陪伴父親度過最後的夏日。
直到故事的最後，某些關鍵的情節仍從未釐清。在充滿各種「話說回來」、「是說」等等生硬轉折的對話中，就算飾演得再怎麼用力，角色仍顯得呆板、扁平，甚至欠缺動機。究竟是不是彥博的父親親手將心怡的父親送入大牢，從而必須為後者的不正常負起責任？心怡難以完成的留學心願，究竟和父親難堪的政治背景有何關聯？突然前去美國的蘇家雙親，究竟是為了逃避作為受難者的黃家的責難，或是為了依靠彥博的哥哥，以躍升到更美好的未來？但這些缺陷，反而也斷開了個體家庭與集體社群的對應，讓互相鎖定的加害與受害關係，難以真正地對位在角色身上，成為有意為之的「無意識」構造的一部分。
同樣地支撐此一構造的佈景，則是以四面台的配置為基礎，2024年的佈景簡約地搭配了垂掛的紙張、木窗，以及大量的椅子。儘管後者使得換景嚴重耗時、演出節奏不佳，廉價且平庸的椅子仍消弭了兩個家庭的富庶有別，使得我們更無從辨認出隱密的歷史差異。換言之，場景設定的虛化，以及維持鬆散、薄弱的角色關係，反倒更突顯了「不被意識之物」的存在。
然而，兩次演出中相同的表演語言，還是讓這一切背後的預設露了餡：一方是國語字正腔圓，母親手沖咖啡、父親趁興揮毫的蘇家，另一方是說著閩南語，成天看著電視政治新聞，父親羸弱失能的黃家。這讓我們不得不擅自將前者等同於外省族群，後者等同於本省族群。將政治暴力中的受害者、加害者之分，與省籍政治的界線疊合起來，儘管已是近年台灣史學界嘗試破除的神話，但在本劇中，表演竟又成了拉起虛構劇本與現實的等號，使得原先試圖拆散的符號，再一次被叢集在了一起，亦即：外省人主導的政治暴力，閹割了本省男人、威壓著本省女人。本省人只能在黨國的選舉假期、在無法觸及的瘋狂裡，才可能找回一度失去了的權力代表與象徵。如此一來，包含和解的當代訴求在內，本省（人）政治抨擊的對象仍是壓迫，抨擊的態度仍是悲情。
劇中另一個糾纏著的意象，則是美國。不分外省或本省家庭，美國都成了可能的最終歸宿。在美國生活的哥哥彥鈞，不只娶了美國籍的太太，還帶來了提升居家品質的咖啡，讓彥博在台灣經營的工作和生活相對失色。追求出國夢的心怡，也是以美國為目標，她屢屢快人快語地說，「要是台灣是美國的一小部分就好了」、「只要是台灣人都會想去美國」。這些對白，往往伴隨著她對家庭、對台灣的傷痛而發。譬如前者，是在世紀之交的飛彈威脅下，美國成為了出逃的首選；後者，是在黃母與蘇父碰面後，與心怡再度商量出國留學的選項時，美國成為了逃離父系制約與歷史悲情的出口。
雖有「無意識」的宣稱，現實世界的受害與加害、本外、中美等等二元區別的兩端，卻還是在劇場中聯手，一切都因此沾染了宿命論的色彩。劇場與精神分析的診療間類同的是，兩者的環境條件都受到縝密的控制，只是分別活用自由聯想與表演的技術，目的都在再打開觀眾／受分析者的認知與視野。當然，分析診間的形象並不是劇場的唯一可能。既然能夠抵抗歷史的重力，與觀眾共同展開符號的重構，劇場當然也能複製出比現實更加真實、更加可被意識的世界，諸多選擇將在此固化、走入死胡同。如果「在世紀末不可能發生的事」指的是無意識的顯露，那麼，迄今仍尚在未發生的想像之中；如果指的是當代政治意義上庸俗的和解，不過是不發生在世紀末，卻絕不可能不發生。
《在世紀末不可能發生的事》
演出｜創劇團
時間｜2024/12/21 14:30
地點｜國家戲劇院實驗劇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