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解」的必然?《在世紀末不可能發生的事》
2月
26
2020
在世紀末不可能發生的事(創劇團提供/攝影小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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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韋樵(臺灣大學戲劇學系碩士生)


「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這句流行語是台灣五〇至七〇年代經濟起飛之際,為當時菁英階層及莘莘學子的展望,更反映出「知識」的提升能夠擠進上流社會。中國國民黨前主席吳敦義曾在他二十歲時、1968年以中國人的主體位置寫下〈台大人的十字架〉,批判著台大人的失敗主義,一味效法與成為美國人。然而不管是1970年外交挫敗的台灣、2000年的政黨輪替,如同《在世紀末不可能發生的事》的時空背景,設定於千禧年、選舉年附近,是由「台灣之子」【1】陳水扁競選中華民國總統的時期,也是台灣史上選舉史最熱絡、省籍、國族認同鬥爭最激烈的時刻,劇中各個想去美國的角色離開台灣的理由有異,但依附於大國的霸權體制下,想逃避和免於危難心情卻是相同。

此外,此戲將選舉與白色恐怖作為連結,創造二代有理解與化解仇恨的時機,只是當民主直選的介入,所謂的「台灣人」當了中華民國總統到底是會撕裂台灣族群間的感情,還是為彼此牽起對話的紅線?在《在世紀末不可能發生的事》裡短短兩小時簡化濃縮了台灣時代、世代、種族、性別、階級間的矛盾與差異之群像。

舞台上以簡明的形式隔為兩區,毫無相連而保有「對立」,空間以半開放式的設計,便於兩家角色間在心理層面上的串流與對話。

左舞台為黃姓本省家庭,最為明顯的設計為多種傳統、方形窗戶緊密相黏,無打開一絲的縫隙,可見過往刑求的陰影讓這個家還是嚴密的層層封鎖,被政治監控與在半夜被警察敲門的經歷在黃父心頭依然猶新。此劇的開場便以電視播映吵雜的選舉新聞,幽暗不明的燈光,照射著身形瘦小頹喪且盯著電視呆滯的黃父──年紀不到衰老卻嚴重駝背,也不發一語,似乎正展現長期積累後,被政治暴力塑造的身形及被噤聲的存在,包括瀕臨崩潰的心靈憤怒與怨恨更因難以解放而變得扭曲。

而在右舞台則是高階的蘇姓外省家庭,與黃家對比下空間更為明亮乾淨,還有《心經》的頌聲迴盪周遭。在牆上有蘇父的兩幅書法作品,分別為《金剛經》與《心經》的節錄句;此時的蘇母,則在客廳裡專注於插花。蘇家的寧靜比起黃家則是身在黨國體制下的迫害者與既得利益者,所換來修身養性與退休生活,內心沒有愧疚、更無歉意。

同時,此劇持續加重這樣的力道。於情節中後段時,身為戒嚴時期的審判者蘇父以三字箴言「不抱怨」告誡黃母,冀望受害人及其家屬在安穩的時代不需要、也不必要討什麼公道了,看出兩人雖是面對面的談話,加害者的同理心卻蕩然無存,不變的是身為上位者的自私與迴避。黃母,身為被蘇父形容是「台灣人」,難道就必須是苦命不抗的形象?在面對創傷後遺症的丈夫,一個受害者的妻子這輩子就只能默默接受,被國家暴力對待後導致家庭失和,甚至破碎?當黃母不願對自己的女兒講述這段歷史,也許蒙羞於曾被列為政治犯家族,或者不想讓心怡承襲上一代的仇恨等複雜心境,在辜泳妍的扮演下,呈現出情感差異,讓角色苦痛的演繹更加立體。

在過往轉型正義的劇場改編與演出裡,受害者被刑求、虐待和死刑的故事在各種形式的描述不計其數,相對少的是受害者家屬或後代的自我敘事,尤其是女性的位置在大時代時常被隱匿,並淪為配角。《在世紀末不可能發生的事》因為黃母而漸漸浮出受害家屬的主體性,從「不願開口」到「對女兒的坦誠」,創作者若能多著墨於此,觀眾更可從其細節和節奏體會到受害者家屬的煎熬心境。

但是,當《在世紀末不可能發生的事》接近結束時,二代角色卻明顯淪為收尾和解的工具。

當黃父能夠和彥博相談甚歡,而忘卻他是加害者的家屬時,他一生積累的痛輕易地迎刃而解,如此過於圓滿的呈現真能達到「轉型正義」的目的?還是只未表現出大和解的假象?少了黃父作為「被壓迫者」的意識覺醒和力爭行動,甚至兩方聆聽、認識與溝通都停滯的情況下,讓個體急促地原諒過去時代的摧殘與被污名,使故事走向便宜行事之嫌。筆者設想,連自我生存的勇氣都快凋零時,他能輕易跨出和解界線,並接受道歉嗎?

不可否認地,《在世紀末不可能發生的事》確實能在短短時間創造出許多角色,藉由他們對過去威權統治下的見解,讓底下部分的高中生觀眾思考與認識課本不一定會出現的傷痛與受害經驗。即使如此也不能否認此劇點到為止地在詮釋大環境下的繁雜,創作者對於台灣人的種族想像更只有單薄的本省與外省衝突,忽略其他在台灣之特定族群被迫害的臉孔,包括對於釐清歷史後的見解更是難有更高層次跳脫與突破。


註釋

1、陳水扁在2000年競選總統時發表著作《台灣之子》,裡頭講述他在從政時期的自省與對當時台灣的關懷、願景等。之後許多媒體便以「台灣之子」之名形容陳水扁,而李登輝則被稱為「台灣之父」。

《在世紀末不可能發生的事》

演出|創劇團
時間|2020/02/21 19:30
地點|臺灣戲曲中心小表演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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