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秤與樹《在世紀末不可能發生的事》
3月
02
2020
在世紀末不可能發生的事(創劇團提供/攝影小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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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奕超(司法院調辦事法官)

《在世紀末不可能發生的事》是一齣表現不義政權對兩個家庭產生影響的戲劇。白色恐怖題材在台灣逐漸從研究、政治行動、遺址保存,普及到電玩、電影、小說與戲劇,其實是件令人值得欣喜的發展。人的存在會被困在某時某地,而戲劇卻能將流逝在彼時彼地的時光重現。

舞台佈景很平衡的分成兩個家庭:一邊是本省說閩南語的受壓迫者家庭,一邊是外省說國語的壓迫者家庭。不義政權不用直接刻劃,像是一顆遠方的超大行星,施放的重力波對兩個家庭產生的影響清晰可見。1999年至2000年間的世紀末,本來在不同軌道運行的兩個家庭,卻因父母對過去的事情都保持沉默而一無所知的男女之間的相愛,使兩條軌道交會,並且撞出戲劇張力,也衝擊各自塵封的過去。

也因為是這樣的設定,所以就不會是離島、原住民、本省客家、外省受壓迫者(例如表演工作坊《這一夜,我們說相聲》中,分不出通緝/通知、惶惶終日的外省老兵橋段),也不會是與壓迫者合作的本省權貴,或不想沾惹「政治」的旁觀者。在《在世紀末不可能發生的事》中,外省家庭的兒子戀上本省家庭的女兒,也是較為常見的異性戀設定,所以不會是主張台灣獨立的外省LGBT相對特殊的角色,而易於延伸其他議題。從這樣的觀點來看,這齣戲符合普羅大眾的調性,擷取白色恐怖時代較為典型的特徵呈現在舞台上,在有限的時間裡嵌入一般人較熟悉的世界觀,使主題能快且鮮明地凸顯。

1999年接近三十歲的心怡、彥博,對台灣過去發生的事情並不了解。劇組透過黃父說出杜鵑花、椰林大道,還有黃母喜愛的老歌Moon River(就是台大總圖書館閉館時會放的音樂),勾勒出台大校園生活的無憂無慮。但這樣的自由自在是很淺薄的,來自過去的風一吹,就散亂了。

壓迫者家庭的父親在1999年時,是退休的法官,在白色恐怖時代是從事軍事審判的軍法官。我對編劇這樣仔細的考究相當佩服,因為即使是從事轉型正義的政府機關,有時候也分不清軍法或司法,雖然有些軍法官後來也轉任從事司法官工作。軍事審判的不義,不代表一般的刑事司法也有相同程度的不義,其間還有許多要釐清之處。當前的台灣,在各方面努力理解並建立國家理性時,很多議題往往因為轉型正義工作沒做好,導致要不時看後照鏡而停頓。令人意外的是,這齣戲並沒有浪費時間在這種停頓上。一分為二的場景,好比是天秤的兩端,要觀眾思考孰是孰非?誰輕誰重?在那個當下,又該怎麼做?

於是,天秤中間的樹,是黃父如同耶穌扛著自己的十字架所種下,樹下有黃父與黃母輕盈起舞的青春,有承受不義政權暴力對待的赤裸肉身,有三十年後同樣的夏天,此時,陽光灑落。劇末,黃母說:「人啊,時間久了就會回到固定的軌道上吧!」三十年前的重力波造成軌道偏差,三十年後因為不知道過去的事情彷彿沒有包袱而相會的男女,到底什麼才是固定的軌道呢?我感覺到,《在世紀末不可能發生的事》在演員的詮釋下,是透過有點宿命論式的樂觀,來表達這一代可以跟過去道別(同時,也剝奪了母語)──既然過去的已經過去了,未來便充滿希望。

但要是無法徹底反省過去,把眼前的一切當成性命在守護,如何避免這樣的不義政權重現?尤其考慮到白色恐怖時代的縱深與複雜度,顯然有更多種敘事可能。

《在世紀末不可能發生的事》

演出|創劇團
時間|2020/02/22 14:30
地點|臺灣戲曲中心小表演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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