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紀末不可能發生的事》是一齣表現不義政權對兩個家庭產生影響的戲劇。白色恐怖題材在台灣逐漸從研究、政治行動、遺址保存，普及到電玩、電影、小說與戲劇，其實是件令人值得欣喜的發展。人的存在會被困在某時某地，而戲劇卻能將流逝在彼時彼地的時光重現。
舞台佈景很平衡的分成兩個家庭：一邊是本省說閩南語的受壓迫者家庭，一邊是外省說國語的壓迫者家庭。不義政權不用直接刻劃，像是一顆遠方的超大行星，施放的重力波對兩個家庭產生的影響清晰可見。1999年至2000年間的世紀末，本來在不同軌道運行的兩個家庭，卻因父母對過去的事情都保持沉默而一無所知的男女之間的相愛，使兩條軌道交會，並且撞出戲劇張力，也衝擊各自塵封的過去。
也因為是這樣的設定，所以就不會是離島、原住民、本省客家、外省受壓迫者（例如表演工作坊《這一夜，我們說相聲》中，分不出通緝／通知、惶惶終日的外省老兵橋段），也不會是與壓迫者合作的本省權貴，或不想沾惹「政治」的旁觀者。在《在世紀末不可能發生的事》中，外省家庭的兒子戀上本省家庭的女兒，也是較為常見的異性戀設定，所以不會是主張台灣獨立的外省LGBT相對特殊的角色，而易於延伸其他議題。從這樣的觀點來看，這齣戲符合普羅大眾的調性，擷取白色恐怖時代較為典型的特徵呈現在舞台上，在有限的時間裡嵌入一般人較熟悉的世界觀，使主題能快且鮮明地凸顯。
1999年接近三十歲的心怡、彥博，對台灣過去發生的事情並不了解。劇組透過黃父說出杜鵑花、椰林大道，還有黃母喜愛的老歌Moon River（就是台大總圖書館閉館時會放的音樂），勾勒出台大校園生活的無憂無慮。但這樣的自由自在是很淺薄的，來自過去的風一吹，就散亂了。
壓迫者家庭的父親在1999年時，是退休的法官，在白色恐怖時代是從事軍事審判的軍法官。我對編劇這樣仔細的考究相當佩服，因為即使是從事轉型正義的政府機關，有時候也分不清軍法或司法，雖然有些軍法官後來也轉任從事司法官工作。軍事審判的不義，不代表一般的刑事司法也有相同程度的不義，其間還有許多要釐清之處。當前的台灣，在各方面努力理解並建立國家理性時，很多議題往往因為轉型正義工作沒做好，導致要不時看後照鏡而停頓。令人意外的是，這齣戲並沒有浪費時間在這種停頓上。一分為二的場景，好比是天秤的兩端，要觀眾思考孰是孰非？誰輕誰重？在那個當下，又該怎麼做？
於是，天秤中間的樹，是黃父如同耶穌扛著自己的十字架所種下，樹下有黃父與黃母輕盈起舞的青春，有承受不義政權暴力對待的赤裸肉身，有三十年後同樣的夏天，此時，陽光灑落。劇末，黃母說：「人啊，時間久了就會回到固定的軌道上吧！」三十年前的重力波造成軌道偏差，三十年後因為不知道過去的事情彷彿沒有包袱而相會的男女，到底什麼才是固定的軌道呢？我感覺到，《在世紀末不可能發生的事》在演員的詮釋下，是透過有點宿命論式的樂觀，來表達這一代可以跟過去道別（同時，也剝奪了母語）──既然過去的已經過去了，未來便充滿希望。
但要是無法徹底反省過去，把眼前的一切當成性命在守護，如何避免這樣的不義政權重現？尤其考慮到白色恐怖時代的縱深與複雜度，顯然有更多種敘事可能。
《在世紀末不可能發生的事》
演出｜創劇團
時間｜2020/02/22 14:30
地點｜臺灣戲曲中心小表演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