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之魂》編導帕斯卡．朗貝爾 （Pascal Rambert）以「鬼」之概念為核心，建立一齣四幕的家庭悲劇。整齣戲啟動的核心，是為了提問而來，因此，全劇的演出可視為一座不斷將問題拋出的機器，比起完整、易解的敘事，創作者更想把經過大量文獻反芻後的疑惑，從形式、角色兩個面向拋出。所以在難解的故事背後，乾淨明亮舞台所欲乘載的，是其難以定奪的回答。

在首段開頭，舞台燈管亮起，一家人從門後快步走到桌邊就定位，建築師韶君發表「湯匙不存在」的言論，但在一致的同意中，李莉打斷她，認為湯匙是存在的。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於是一行人回到門後，重新倒帶，試圖對「湯匙究竟存不存在」進行正確演練。於是，第一個問題在故事情節還沒開始前便已經被提出：存在與否，到底誰說了算？此問題有沒有可能達成一致協議？這是形式面向的提示，先於故事的一段楔子。往後關於媽媽、爸爸、烏龜，以及冷酷舅舅、ID、甚至大哥與李莉小妹的死，都重複著這段開場：誰看見了？誰沒看見？而不同答案間，怎樣的存在才算完整？

導演的提問不僅止於此。在形式上將問題提出後，他進一步透過角色背景，將問題深掘下去。在演後座談中，導演提到為了書寫這部劇本，他做了大量研究，包括閱讀蔣介石傳記、毛澤東傳記、以及中國歷史哲學等相關研究。於是，角色、演員身世也都被融入這台提問機器裡，透過身體，將問題轉譯出來。來自中國的演員劉莉在劇中飾演同母異父的私生小妹李莉，由於先天性格，她不喜歡從門出入，老是爬窗戶。儘管如此，在身為一個人的條件上，她仍與所有人相似，並非常想融入家中。這樣的轉譯也在演後座談裡被演員提出，劉莉表示：「我總是想融入這個地方，但卻找不到一個適當的方法與角度進入，因此都格格不入的。」劇本也收錄她奶奶在文革中，為了保存家傳戒指，最後（配著麻油）吞下肚的故事。歷史事件對個人的影響由大至小、又從小地方擴散開來，延伸至家中，成為一群人的問題。事件傳遞透過劇本表達出來。

如果形式的提問是關於歷史、時間、與個體存在的面相，那麼角色背景的提問，更多是關於自由。家中其他成員各有各問題，包括在銀行工作，老是說很悲傷的朝氣哥哥定誼；沒有工作，浪漫堅定之餘難有穩定生活的智偉；沈默寡言，心中有份溫柔卻難被看見的大哥柏璋。其中，智偉的感知能力比家中其他人更為纖細，除了能看見李莉小妹的ID，更擅長占卜，嚮往以氣息傳遞訊息。在舞台動作中，「以氣息傳遞」是透過手掌向內，手指從鼻尖往前上方空氣畫去的手勢表達。在其他人相對實際的職業裡，這種儀式顯得神秘而直接，透露對自由的想像與嚮往，或許也是導演從中國歷史哲學得來的詮釋。智偉同時是與烏龜最親近的人，「龜」作為歷史象徵的手法在文學系統中屢見不鮮，黃錦樹從1995年的〈魚骸〉起便大量運用「龜」作為甲骨文與歷史原初想像的符號。而在《一家之魂》的台上，這隻符號的先祖，從火鍋景起，便安靜地穿梭舞台，時而被察覺、時而被忽略。這又是一道形式上反覆的提問：沒有被察覺的存在算不算存在？又或者，這種存在是否逆向地指出了另一種存在——也就是，所有人的忽視？

這種反諷手法，最後連結到李莉的死亡。她在東京學習Bussiness跟Economic，白天練習怎麼從working class身上榨取好處，晚上又獨自對未來的職業反胃，於是她感到自己被世界撕成兩半，自殺身亡。在她留給溫和哥哥澔哲，那張完整的紙條裡，寫了這齣劇全劇的隱喻：「我親愛的兄弟，我親愛的姊姊，有些像這樣的人，像鬼魂般的人，沒人看到的人⋯⋯」在這段遺言裡，湯匙存在與否的問題在不斷反覆後，終於反諷地變形、而顯得尖銳起來：在這資訊爆炸的時代，存在與否，如果是由主觀來裁決，那麼許多痛苦似乎將從此消失。這是《一家之魂》的全景：跨越了歷史時間後，所有人來到當下，卻對彼此、彼此的破碎難以察覺。一幅再也鑲嵌不到一塊兒的拼圖，圍坐在一起，跳舞、煮鍋、喝酒。但真正的關係，卻如劇末悲傷而冷酷的提問，由所有人同時發出：「我們都在嗎？」問題早就被轉移到另一層面，它不關乎存不存在，而是我們是否能對彼此（甚至彼此的歷史）有所察覺。底下這問題才是刺痛的起點，隔閡的根本；大哥與李莉相繼死去，全家在茶几前，似乎成為了一群鬼魂，對彼此存在的狀態感到不安、無法捉摸。

然而空白的舞台、極簡的燈光，使得問題底下的暗潮難以完整表達。回顧臺北藝術節預告片，影像剪接一家人坐在全白背景前，接著以相同姿勢跳轉至叢林中，預告片在此以叢林表達出家庭關係的暗潮與複雜；然而此「複雜」到舞台上，並沒有語言外的元素來相對應表現與支撐，因此觀眾難以透過劇情與畫面「發現」問題，只得被迫揣想第四面牆內的世界，以自己的邏輯來理解。只用全白作為彼此破碎關係隱喻的結果，加上希望問題本身被凸顯的螺旋式劇本結構，使得每個角色的故事、以及故事與故事間的關聯被破碎地呈現，難以吸收。

儘管如此，難以吸收並非《一家之魂》的定音錘。它從劇本出發所啟動的思考，將人類普遍性問題，包括資本主義、國族隔閡等，濃縮到個人身上，又選擇在華人（比起歐美）極重視的家庭場域裡發散開來；透過以上脈絡，對個體、歷史（烏龜）的存在反覆提問：怎樣算存在？怎樣的存才近乎自由？問題多層次地以符號、歷史、個人背景與未來重建起來，成為一難解、巨大的提問。其背後的精神，是非常當代的。而這道題問最後的特徵，也就是這齣劇最後的畫面：它是封閉的。導演關懷最後顯露出其悲觀、或仍然困惑的部分。在演員離開後，眾目睽睽下，家裡的門又不知被什麼關起。封閉之餘，這關起門的「存在」再度無法確認，彷彿裡面最後有誰、有什麼，是誰的鬼魂誰的ID都無法看清，答案到最後一秒，仍完全空白。全劇看到這，令人莞爾一笑，隨即感到悲傷襲來。如果一個角色代表一種問題，而問題的存在與否，到最後一刻仍得各自為證、沒有共識，那麼在不久的將來，我們或許都將如劇中人的下場，呢喃著彼此是否存在的疑問，相對無語，徒勞而沈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