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聲情書:傾訴最後一次我愛你《給你的最後一封情書》
5月
22
2025
給你的最後一封情書(國家兩廳院提供/攝影李欣哲)
Link
Line
Facebook
分享
小
中
大
字體
3194次瀏覽

文 周依彣(2024年度專案評論人)

《給你的最後一封情書》由法國導演大衛.吉塞森(David Geselson)執導,改編自左翼思想家安德烈.高茲(André Gorz)寫給妻子朵琳(Doreen)的真實書信著作。高茲以八十三歲的高齡,寫下這本《最後一封情書》(Letter to D: A Love Story)以回顧並傾訴對朵琳長年的深情,沒有激昂濃烈的宣誓,僅有細水長流的紀錄——記下他對愛情與共同生活的情思,蘊含一個男人一生最真誠而溫柔的告解。

導演大衛以高茲和朵琳自殺前一晚為背景作為劇作的開場,邀請所有觀眾一同進入他們的家中,共同經驗兩人相愛的日常。導演在高茲的文字之上,進一步補齊了「朵琳」的身影,讓這段愛情故事得以從單向書寫轉化為雙聲對話,重新構築兩人愛情的形狀以及記憶的共存【1】。

《給你的最後一封情書》保留原著文學書寫靜態的本質,將信件化作一種「慢」的語言節奏,緩緩將高茲與朵琳的生活與細節刻劃在舞台上。導演安排了讓觀眾「閱讀」原著的橋段【2】,當我們短暫地駐留、沉浸在兩人家中,並同時翻閱書中文字時,彷若體驗一場丈夫對妻子的再訴說,深刻走進接下來一段相愛長達五十八年的愛情生命回顧。

《給你的最後一封情書》有技巧性地讓杰哈(Gerard,高茲的本名)【3】與朵琳時常各自表述,觀眾作為這個家的「客人」,也因此身臨其境地感受雙向互動的關係。當我們閱讀著高茲的原著時,彷若穿越回到過去,走進並參與了兩人的生命。當朵琳不再只是文本中被記憶與讚頌的對象,而是能夠回應、辯駁與揭示高茲盲點的存在時,也徹底還原愛情,並重新分配記憶與書寫的主導權。就像朵琳對所有觀眾所說:「他寫作的時候,不跟我說話。但你愛上一位作家,也就要愛他寫作的時候。」語句的肯定接受,正是愛情裡接納不完美的理解,杰哈有許多執著與堅持,但朵琳明白那才是自己所深愛的選擇。劇中並未對愛情提出定義或讚頌,但導演編導了一段關於共存與差異的故事;在生命即將終結之際,所謂愛情,不是彼此的映照,而是即使彼此不同,卻依然願意理解、願意並肩而行。

給你的最後一封情書(國家兩廳院提供/攝影李欣哲)

兩位演員的扮演與詮釋,自然地流露人物的特色,讓文本中的敘事得以轉化在舞台上,完整地豐富兩人深刻的愛情。演員林子恆既展現了杰哈對自我身分認同的矛盾與困惑【4】,體現了他作為一名哲學家對世界的矛盾與困惑,更成熟地演繹他在愛情上的單純與深情。在劇中,林子恆有許多朗讀的片段,而那不只是純粹地將聲音傳遞出去,更是將身體行動與情感給公開化。當他「本人」親自擔任說信者的角色,那些坐下沉吟、那些直視觀眾的傾訴,在光影變化的舞台上,文字變成呼吸與凝視的節奏,讓那些被「寫下」的思念轉化為「此刻發生」的動作。觀眾並非單純聆聽那封信件的故事,而是透過演員聲音、停頓與每個微小的肢體眼神動作,重塑了劇場語言的生命,深刻「目擊一場情感的活化」。

而這種特殊的安排,使王安琪(飾演朵琳)也成為舞台上的主體,當杰哈不接受「婚姻」這個概念,認為自己不屬於任何一個國家,認定婚姻是政府公權力下的合約時,獨立自主的朵琳堅定、毫無畏懼地向杰哈說出那句「我愛你」,直接戳穿他內心最矛盾的部分,向他表示:自己就是要和他在一起,讓杰哈再次審視真心,更重新釐清婚姻對兩人的意義。朵琳鮮活地出現在觀眾面前,陪伴杰哈一同走過每個春夏秋冬,那些訴說與杰哈往事的對白、那些與杰哈互動的每個神情與動作,讓所有人明白為何即使經過了五十八年,杰哈仍舊鍾情於妻子。

劇末一場暴雨聲響的安排,結構上是戲劇情緒與衝突的收束,但或許更重要的意義是遮蔽聲響、掩蓋兩人的爭執。語言暫停、身體沉潛,亦象徵時間自然的作用:介入關係裂縫的修補。空氣中瀰漫的氣味,更引導觀眾進入另一層情感理解,在磅礡的雨聲與爭吵後,靜寂與斑鳩隱晦地象徵伴侶的共行、死亡的接近。

斑鳩作為成雙成對的鳥類,象徵忠貞與靈魂伴行,一如杰哈與朵琳之間無須任何明言的對白,且在兩人的表演與舞台的呈現氛圍下,深邃地回應原作中高茲所寫:「我無法想像沒有妳的生命。」導演劇末的這段安排,絲毫不依賴語言強化劇情,透過聲音、節奏與暗示性象徵符號的敘事美學,將一封信的結語轉化為兩人生命的空白與餘韻,體悟那刻入骨髓的情意。

整體而論,《給你的最後一封情書》在表演、轉譯與舞台調度上有精彩的表現,劇中大量的對白堆砌,讓兩位演員透過對話、爭執與沉默,充分展現兩人之間強大的情感張力與相互思想的碰撞。這並非一齣浪漫多情的愛情戲劇,而是以呈現出兩人生活為基調,從對白與互動感受兩人在戰爭背景與童年創傷下,如何以「愛情」作為抵抗世界的支柱。

《給你的最後一封情書》讓一封封應只存於書頁與私人回憶的信件,化為集體觀看的情感儀式。在這場儀式中,觀眾目睹的不只是一場愛情的延續與回顧,更是有關記憶、身體與哲理的思辨。杰哈與朵琳的雙聲對話,使得故事的形狀被重新構建,讓我們在這段跨越半世紀的關係中,看見思想的碰撞與生活的協商,聆聽對愛情本質的深刻探問,感受死亡與離別所激起的深沉情感。劇場的所在,成為信件與生命故事的重生再現,亦成為觀眾回望自身關係與重省生命意義的容器。


注解

1、導演第一次閱讀完原著後相當感動,大量爬梳高茲與朵琳的生平資料,希望可以在演出補齊資料幾乎空缺的朵琳。參見廖昀靖,〈半世紀的淬鍊讓愛如何演化?——《給你的最後一封情書》講座側記〉,2025年4月29日。

2、林子恆飾演的杰哈(高茲)邀請所有觀眾一起閱讀,提供給每位觀眾一本原著《最後一封情書》。

3、高茲本名杰哈.侯斯特(Gerard Horst),是法國哲學家,也是沙特的學生,但因納粹迫害移居法國,自此改名,永不再說德文。

4、同注1,高茲出生在維也納的猶太家庭,二戰時期被父母送到了瑞士躲避德軍追捕,隨著戰爭的險峻,他再也不使用德語和捷克語,他認為自己沒有國家、沒有任何脈絡,無法找到自我存在的真實。

《給你的最後一封情書》

演出|大衛.吉塞森(David Geselson)
時間|2025/05/03 19:30
地點|國家兩廳院實驗劇場

Link
Line
Facebook
分享

推薦評論
正是在這份持續累積的壓力下,ADHD 成了作品反覆浮現的關鍵字。這種安排捕捉了一種可能的現象:當一個年輕人在現實的物質與生涯規劃中感到無力,又難以承受未能回應寄託在自己身上的期待時,將原因轉向某種病理特徵的探詢,確實可能成為面對困境時的一種心理緩衝。
10月
09
2026
這般草率處理很容易使人懷疑,以這個角色開場既不是為了擔任說書人,也不是為了幫助故事推進,而僅是為了展現魔術的表演。他的存在就像是在情節隙縫間插入的裝飾,至於那些裝飾與故事是否相契,似乎並未被在意
10月
09
2026
當當代行銷將茶葉簡化為可任意添加味精與香精的「基底」時,茶便失去其源自土地、氣候與發酵過程的本真(天性)。這種對當代商業消費主義的省思,使全劇具備超越一般兒童劇的文化思辨厚度。
10月
06
2026
我感覺導演似乎並無意說一個(或多個)完整的故事,而選擇將劇情打散成幾條獨立支線,讓四位演員像炫技般不斷在台上換裝,每組衝突一演完立刻切換為下一組衝突,如此兩兩一組不斷上演著引發或累積憤怒的情境。
10月
06
2026
《孃孃狂言》把失智設定成通往歷史的入口,卻最終將失智名正言順地變成了放棄理解的藉口。當狂言囈語的縫隙幾乎都被回憶與寫實的再現給填滿之後,歷史便被封存在自己的時間中,然後以一種感性的方式被移交給死亡。
10月
02
2026
《別叫我成功》是一齣讓人相信可以走得很遠的製作,每次重演也都展現驚人進展。雖說不免繼續期待節奏線條可以更明快、可以更有亂有序、台語饒舌可以聽得更清楚、戲裡戲外的古今對應可以更有張力,以及,歌唱可以再更穩定一點點;但最重要的,是在持續升級的同時,能始終保有嚎哮排演源於即興發展、凸顯鮮明角色的獨特劇場生命力。
9月
29
2026
最後,別開於前述得感官經驗上的精彩,更讓筆者震驚與反思的,是《我回來了》作品中,以原住民族古調為基底的敘事脈絡。並不是在解構民族認同,亦即整部作品不在探討任何族群的歷史真實與虛構,而是越過不同族裔間的差異,拒絕了可能排他、異化的歷史性爬梳
9月
29
2026
表演者與背後的創作團隊透過這場非表徵的身體實踐,拒絕了社會體制對女性身體的單一標籤。這是一場肉身的政治學。痛苦無法透過既有的語言體制被完整翻譯,因此必須藉由劇場的異質物件與肢體勞動進行反覆敘述。
9月
28
2026
《如》以時間為核心,藉芭蕾和失智症交織出夢想的文本,透過芭蕾這項高度精準的身體技術去點出身體做為載體所面對的殘酷現實,圍繞在主角身邊的次要角色們則是隱藏子題——守護。
9月
28
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