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廖建豪（2025年度專案評論人）

一、以遷徙的勞動身體作為起點：跨族群對話的策略與侷限

TAI身體劇場在桃園中壢中央公園的戶外演出《那首歌還在，身體作夢》，以1960至1980年代至都市工作的原住民族與當代國際分工下的移工身體勞動經驗作為策略，透過身體、歌舞、訪談與現場互動的形式，試圖加深觀者對於不同時期的原住民族與移工的勞動經驗與生命樣態的理解。作品主要可以區分為〈工地訊號〉、〈廣播間〉與〈週末的廣場〉三個單元，分別以身體形式描繪在工地勞動的身體經驗、以實體電台形式訪問現場移工和原住民族舞者的經驗，以及週末假日載歌載舞的休閒生活。這三個單元在演出中重複兩次，並由觀眾抽籤決定觀看順序，中間穿插主持人向民眾口述不同族群的歷史，以及因勞動需求而遷移的生命共相。

首先，〈工地訊號〉的單元以舞蹈片段與聲音口白進行交織，演出重現了原住民族舞者孩提時期跟隨父母在工地穿梭的生命經驗。作品的一開始，場上舞者大致可以分為兩類：其一是在空間中低姿態、弓背且不斷跑動的舞者；另一類舞者則被侷限於以木棧板為界的狹小空間。有趣的是，舞台上並無明確的孩童身分標示，跑動的人在文本上更趨近於孩童的角色，但其匆促感比起孩童戲耍，卻又像是日常勞動的奔波；而受困空間者雖然展現出渴望離開且小心翼翼的神情，但在柱子與木棧板間上下探索的過程，卻偶爾能感受到孩童般的好奇。隨後，舞者以大量低水平動作、馬步及背扛等姿態，勾勒出不同的工地勞動樣態，其中，最令人深刻的是第二段重複的〈工地訊號〉，四位舞者以身體摹擬鑽地機的打地過程，在木棧板上透過單腳跳動製造出規律聲響，節奏分明地將勞動身體與工地聲響結合，從整齊劃一的視聽感受中，彷若能感受到機械化的日常勞動。

除了身體形式的勞動刻畫，演出亦穿插吉他手彈唱林班歌，從抒情到動感狂歡，不僅呈現勞動結束後的集體歡唱與壓力抒發，更展現彼此自娛、互相玩笑的生命力，讓觀者看見「勞動者」身分之外，同時也看見其作為「人」的豐富情感與娛樂方式。而這種集體聚會的氛圍，與後續〈廣播間〉單元中舞者所述及的移工社群互動產生了共鳴，反映出原住民族與移工在勞動處境下的相似性。最終，演出收束於〈週末的廣場〉，在印尼流行歌曲與狂歡派對的氛圍下，邀請民眾集體共舞。此舉同樣打破了勞動者僅有工作一面的刻板印象，將週末的聚會與個體的主體追求連結，以極具感染力的能量，為這場關於遷移、勞動與生存的作品畫下句點。

不過，演出中關於「被誤認的經驗」引發了我些許矛盾與困惑。一位舞者分享在診所因膚色、輪廓及恢復後的傳統姓名，而被誤認為未攜帶居留證的移工，其隨即起身向護理師強調自己是台灣原住民；隨後也分享了被誤認為混血兒的故事，舞者僅能以尷尬且無奈的微笑，順應對方的標籤作為解方，大聲吶喊「對，阿姨，我是混血兒」。在兩則經驗中，我一方面理解作品試圖藉此批判台灣社會對於「台灣人」想像的單一性，以及普遍缺乏族群敏感度的現況；但另一方面，我也擔心在辯證脈絡尚未完全展開的情況下，將兩則同樣是被誤認（移工與混血兒）卻有著截然不同反應（澄清與順應）的經驗並置，是否會無意間隱含著詞彙背後的位階差異與階級意識。當然，這類經驗的再現或許更意在指向主體被反覆錯認的深沉無奈，但若能更深一層地辯證，順水推舟地進一步拆解如「外勞」、「移工」、「混血兒」、「新二代」乃至原住民正名運動中的各種詞彙的生成背景與社會想像，或許能有效避免前述的危險，並讓原住民族與移工群體之間的對話，發展出更全面且具備批判深度的討論。

整體而言，雖然看見TAI身體劇場試圖以勞動經驗作為跨族群、跨時代的共同切入點，並藉由捕捉下班後的狂歡與週末娛樂，呈現勞動者在工作之外，擁有豐富情緒、生活追求與愛情嚮往的立體面貌。但這樣的策略，卻未必能使原住民族與當代移工在營造業的 勞動經驗中進行對話。誠如徐文瑞教授於演後座談的提醒，兩者的對話必須跨越兩重鴻溝：一是1960至1980年代台灣經濟起飛與當代全球國際分工的時代背景差異；二是當代原住民族與移工所處民主政治結構的不同。前者涉及社會邊緣化的歷史議題與轉型正義，後者則關乎如何真正參與民主社會以及如何再現的實踐形式差異。

二、實踐的斷裂：異質勞動脈絡、語言門檻、再現與參與的困境

首先，面對全球國際分工下在台移工的不同勞動脈絡，此作主要以營造業的勞動身體為核心。儘管移工確實在營造業中佔有一席之地，但根據統計，台灣營建工程業的移工主要以泰國與越南籍為大宗，印尼籍居次^【1】。然而，在台印尼移工主要從事社福長照（家庭及機構看護）與製造業兩大領域當中^【2】，這與作品中選取的營建業勞動路徑存在產業別上的落差。因此，若僅透過工地的勞動經驗作為跨族群的經驗連結或共同性，似乎在無形中也忽略了勞動現場的多元樣態，其中至少包含職業別與國族身分的雙重差異。若進一步細究，更涉及性別分工的交織，而這些項目的錯綜關係，實則能勾勒出更多層次且異質的勞動圖景。

其次，面對移工在民主政治挑戰中「如何真正參與與再現實踐」的問題，演後座談中一名菲律賓籍移工的英語回饋，更精確地揭示了當前台灣藝文場域在再現移工時所面臨的困境。該名移工坦言最初完全無法理解台上的身體動作意涵與旁白敘事，直到友人協助翻譯台詞並解釋作品試圖探討的議題後，他才得以理解作品並參與欣賞。另外，他也進一步提及，希望未來的作品能涵納更多移工參與，畢竟無法否認的是，台灣社會正是由本地勞工與外籍移工共同建造與維繫的。

這段自述真實地反映出長期存在的隔閡：語言作為參與的首要門檻，使得這類旨在談論族群與移工議題的作品，在實踐過程中反而難以讓議題主體——移工群體——在缺乏中介的情況下共同參與，進而凸顯了再現形式與參與之間的斷裂。

那首歌還在，身體作夢（TAI 身體劇場提供／攝影KJ WU）

事實上，創作者並非對此困境毫無意識。除了選擇走出典型劇場、轉向戶外空間進行免費演出的策略外，更在單元設計上進行了結構性的調整。誠如移工議題倡議者／藝文工作者吳庭寬在演後座談所述，兩年前曾有觀眾質疑「談論移工的作品為何不見移工」，於是，在考慮到移工假日極其有限的前提下，促成了本次邀請現場印尼移工參與訪談的〈廣播間〉單元。此外，從宣傳資訊中亦可看見印尼語翻譯，並在演出中納入《歌自遠方來：印尼移工歌謠採集與場景書寫2024》所收錄的印尼移工歌謠，以及在〈週末的廣場〉中加入印尼的流行歌曲。

必須承認，在移工國籍、職業、性別、語言組成如此多元的客觀條件下，要求作品面面俱到地落實多語化資訊確實過於苛求。然而，若降低參與門檻是本作努力的方向之一，以印尼語／印尼移工為核心的溝通策略，卻也與作品的再現形式及目標客群產生了對話上的矛盾。更精準地說，這是在整體再現策略——包括特定的族群選擇、特定的勞動樣態與特定的單元設置——與整體觀眾之間，仍存在一定程度上距離。

首先，第一個問題如前所述，在於「勞動經驗的差異性」。印尼移工在台灣的產業分布在營造業占比較少，即便不能否認其存在，但在能產生共鳴的基數上已面臨侷限，多數從事家庭看護與製造業的印尼移工，亦未必能透過作品中的勞動樣態產生連結，導致印尼籍內部的對話空間受限。

第二，若不將對象侷限於印尼籍，而是面向整體的移工群體，正如同菲律賓移工在演後座談分享的觀劇感受，在現有的語言條件、族群策略以及勞動經驗差異下，同樣難以獲得共鳴。因此，即便跳出印尼移工圈，整體的移工群體之間仍難以跨越門檻，進行更為寬廣的對話。

第三，〈廣播間〉單元由兩位移工倡議者吳庭寬與藍雨楨以全印尼語與移工進行現場對談並同步直播。然而，除非觀者精通印尼語，否則無法理解對話內容；此時，場上舞者以麻繩聯繫觀眾席旁的柱子與廣播間的攤位，然而，這未能進一步透過肢體轉譯勞動意涵，亦無法協助大眾跨越語言障礙。因此，此單元設計反而形成了反向的對話斷裂：過去的斷裂普遍在於移工難以進入中文敘事的移工題材作品，此環節則轉變為僅有印尼語使用者能進入的對話語境，使多數觀者被排除在外，對話對象顯得模糊。

第四，在〈週末的廣場〉中，現場播放輕快動人的印尼歌曲並邀請眾人共舞，但在缺乏脈絡引介的情況下，觀者無法理解歌詞意涵，亦無法連結中壢商圈週末廣場作為族裔地景的特殊意義，因此，這份休閒時光下屬於移工的主體性追求，容易被簡化為一種「樂天」的氛圍式宣洩。此外，作品雖引用印尼移工歌謠（中譯版）作為觀眾抽籤決定演出順序時的朗誦文本，但此安排同樣缺乏引導，使具有意義的文字極易在匆促朗誦中被輕易帶過，觀者既無法即時理解歌謠意旨，也無從得知詞曲創作者所處的勞動脈絡，及其生命處境與文字之間深刻的連結。

三、差異性對話作為一種未來的可能？

最後，也想提醒另一相似的危機，在於主持人的口述環節中，作品試圖將原住民族與移工連結為不同時代下的「經濟生產力貢獻者」，也提出以「國際技術從業員」取代「移工」的稱呼。這種以經濟價值為勞動者喝采的路徑，固然帶有正面轉向的積極意義，試圖藉此撕除汙名標籤並建立平等同理的基礎；不過，這種再現形式也必須意識到其潛藏著經濟取向的危險。當勞動者的價值與國家經濟產值掛鉤時，往往容易掩蓋了個體在國籍、職業別、信仰與族裔上的細緻差異。而移工之所以成為一個群體，並非源於內在的同質性，而是全球資本主義分工、後冷戰結構與地緣政治下將異質背景的人進行歸類的結果。因此，這並非不能喝采勞動者的經濟貢獻，而是當論述僅停留在經濟層面，則容易將權益視為生產力的對價關係，使移工在政治決策上仍處於被動受體。

那首歌還在，身體作夢（TAI 身體劇場提供／攝影KJ WU）

總體而言，作品雖試圖回應移工參與與再現的困境，但語言、歌謠、流行樂曲的運用，乃至單元設計皆如雙面刃；即便並置雙語並邀請移工現身訪談，足以視作形式上對語言平權與多元共榮的趨近，卻因缺乏有效的轉譯機制，使觀者仍難以實質理解。換句話說，這固然展現移工進入藝文場域的可能，也構築了反向的門檻，使語言／歌曲／歌詞易淪為氛圍式的符號展示。同時，也反映出當代移工題材創作進一步的難題：即便創作者已意識到移工在政治參與與藝術再現上的困境並提出對策，然若未能發展為多點式的對話設計，則仍易於象徵層面打轉，難以解決再現與參與的斷裂，也使得原住民族、移工群體與觀者三方之間，無法透過作品真正有效開啟深入對話。

對我而言，一種未來的對話可能，或許不再僅止於尋求族群間的相似之處，而是在於如何建構一個能容納異質脈絡的空間。透過差異性的展開，讓藝術實踐能從象徵性的多元平權，轉向更具實質意義的跨族群與跨時代對話。

注解

1、根據勞動統計查詢網115年3月資料，按國籍及行業分統計營建工程業，總人數38,609，泰國占14,485人、越南占13,706人，印尼占9,535人。

2、根據勞動統計查詢網115年3月資料，按國籍及行業分統計，印尼移工總人數329,586人，製造業占 95,745人、社福移工占210,629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