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離遠遠的，就算戰爭撲天蓋地，台灣總也可以輕易地忽略、遺忘。無關痛癢。八○年代出生的劇場編導楊景翔，不曾經歷戰爭也沒當過兵，卻因閱讀一本非洲童兵的回憶錄，產生做戲的動機，到中歐參訪二戰紀念館兼遊夜店的旅程中，他因寤寐求之，還做夢飆台語三字經。這一夢索引出的暴怒和狂喜，讓他對準焦距，立定了《據說有戰爭在遠方》的主要結構。

《據》虛構了名為Pesadilla的太平洋小島，被獨裁政權搞得民不聊生，地方游擊隊起而反抗，引發百年來最大的內戰。一處避難所內，某軍閥的祕書，奉命保護留歐歸國接軍閥老子棒子的軍官，他們原本信誓旦旦要一起改變這個國家，但燒不盡的戰火，挑撥出叫人生不如死的痛與癢，哥倆好一個濕疹斷不了癢，一個患上偏頭痛，在無邊無際的等待中，他們拿死說嘴，虛張聲勢，忽有可疑的一男一女，相偕而來，記憶的混戰由此展開。

戲從兩個軍人審問女義工和帶病的童兵逃犯開始。充滿挑釁的語言，一把短刀，一把子彈上了膛的手槍，錯雜著身體硬碰硬的衝撞挾持，緊箍住這個戰爭的夾縫；但每一個「相打電」的剎那後，生死交關的時刻可以倒帶，重演另一個可能，或回到劇中人似曾相識的過往場景。

這些穿插倒敘，例如男女握手自我介紹，童兵被追問遭遇、被解開繩索，女義工頭部疑有槍傷，都像密碼似的，與正文有所呼應。帶出最多懸念的，莫過於米開朗基羅畫作〈最後的審判〉，耶穌信徒之一、基督教殉難者聖巴薩羅繆提著人皮的局部畫面，先後透過語言和投影，出現在旅人明信片和舞台背景，當交戰的兩方都以割下人皮來威脅想逃的童兵，當袋囊掉出金飾牙齒，顯示女義工和童兵在路上可能吃人肉來維生，當尾聲重返開頭的問審場景，這類深密的細節，很自然地聯結〈最後的審判〉，啟動「人可以為信念堅持到何種地步」的疑情。

《據》提示戰爭創傷的同時，也演繹了遺忘在極致困境中的妙用。楊景翔坦承，他曾懷疑自己是否有能力描述非自身經驗的「戰爭」。或許，因為陌生而益加慎重，最後「擁抱遺忘」，摸索到幽微的解密手法和勁道，再加上四個優秀的演員（莫子儀、隆宸翰、蔡佾玲、施名帥）忘情演出，一起把戰爭情境下的人性說得豐盈而有力，通俗而不媚俗。

本劇人物分明有名有姓，節目單上卻翻找不到。再一想也對，劇場如此美妙，當虛構的「愛」與「死」栩栩如生時，人名和國（島）名都無足輕重，不記得也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