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吳思鋒（2024年度駐站評論人）

我們時常需要靠著象徵與想像，幫助我們把握現實，《大革命家》仿TRPG（桌上角色扮演遊戲），可以說把這重新演練了一回。每場有五位當局者，首先在主持人提供的複數場景圖像中投票選擇「革命之後的新世界」，然後集體「建立情況」，好展開接下來的「遊戲回合」，再至「最終計分」，完成遊戲。不過創作團隊把話說在前頭，第一道步驟「建立世界觀」其實已經需要一定討論時間，囿於劇場一般的觀戲時長，從圖像中選擇、投票只是替代方案。

至於如何建立角色？創作者引入美國心理學家喬納森・海特（Jonathan Haidt）「道德基礎理論」（Moral Foundations Theory），將該理論中六個道德基礎做為五名玩家建立角色的性格依據，分別為關懷、公正、忠誠、權威、純潔、自由，並依序安上1到6的編號。當局者骰兩次骰子，數字對應編號，第一個數字為道德能力值最高，第二個則最低，其餘四種道德自行排序，再依此道德基礎構想角色。由測不準工作室研發，在現場販售的《大革命家v1.0遊戲規則》手冊，關於「角色創造」的步驟說明為：「決定道德能力值——根據道德能力值的分佈，描述角色的背景與性格等設定——根據最高的道德能力值，講述一個故事，關於角色為何加入革命——為角色取一個名字——決定角色與上一位玩家的角色之間的關係」。角色（人）經由這樣的步驟建立，也織就社會關係的想像。

大革命家（測不準工作室提供／攝影李欣哲）

我參與的這場，五位當局者投票選出的場景為「末日廢土」：「世界發生巨大災難後，一個聚落被『油梟』集團控制，以黑道模式霸佔電力與水資源，對弱小聚落強收保護費，姦淫婦幼，聚眾鬥毆，人們不堪其擾，組織起反抗的勢力。」（引主持人公布的說明）沒錯，這群人就是反抗者，需要透過集體智慧建設理想社會。但隨著遊戲進行，很快就會發覺重點不在於對峙的另一方，因為所有當局者皆屬「我方」，我們唯一能夠接收到油梟集團有多麼強大的時候，是在任一位當局者提出政策卻因為擲骰子的運氣不佳，宣告推動失敗的當下，同時我們也會很快能夠判斷，因為壞運氣而失敗的機率比成功要低得多。但遊戲中的成功或失敗，並不在這裡終結。

這下就要說到「我們」是誰了。在當局者之外，每場還有15名旁觀者，這是現場販售的《大革命家v1.0遊戲規則》裡沒有的設計。旁觀者如果認為當局者提出的政策會造成更大的壓迫，可寫在小紙卡上，投入統計箱。所以最後的計分不是哪位當局者順利推行的政策最多，而是根據兩種角色在遊戲中的行動，計算出壓迫值的「恐怖指數」。換句話說，比起「革命」，它更重視「社會的內在性」。

大革命家（測不準工作室提供／攝影李欣哲）

的確，比起我方與敵方的競逐，這場桌遊更像一個觀察人，也包含自我觀察，如何想像政治、經濟及社會的媒介。坦白說，隨著旁觀愈久，我的疑惑反而更多，譬如在這個新世界，我方與敵方的對立性，能夠經由「所有人都扮演我方」而消解嗎？受到壓迫的他者，也包含無人扮演的敵方的角色嗎？最終對比的還是哪一種社會更好嗎？

革命之後的新世界，本身就設定了新社會的想像，可是「人是所有社會關係的的總和」（馬克思語），桌遊的諸位參與者在建立角色、政策提案、回應他人的時候，何嘗也不受到自身有形無形經驗的諸種社會關係的影響、植入，就像喬納森・海特的「道德基礎理論」，在政治層次上，背後指涉的是自由派與保守派，也就是以美國的兩黨政治為藍圖的現實想像。以至於當我們以為可以擱置意識型態地玩遊戲的時候，卻也可能形成「表演」無意識的反作用力，在不知不覺中重覆主流政治意識形態敘事的灌輸，它仍在等待異議，但更重要的是如何製造異議發生的場域。就像我方與敵方很容易玩成民主與獨裁的對立典型。可一旦這樣玩，異議便提早終結了。

於是我便好奇，遊戲設定的「革命」，參照的是哪一種現實歷史曾發生過的革命？不可諱言，它仍蘊存一種異托邦的思維，就像主持人也會不時提醒當局者，可以自身的社會經驗與知識作為參考，表明了創作團隊的現實感，但在遊戲規則與主持引導上若過於輕忽，便很容易滑向反烏托邦的偽希望格局。如果我們參與《大革命家》是為了抵達另一種現實，這回更可以看到，遊戲中的象徵與想像並未挪動觀看現實的軸線太遠，反過來說，也暗示了這背後存在超越於遊戲之外，更大的「敘事權力」——那難道不也是需要革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