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五年，與兩廳院隔著羅斯福路遙相對望的，不再只有牯嶺街小劇場（或者說，「身體氣象館」的牯嶺街小劇場）與南海藝廊，隱身於南昌路某個地下室的再現劇團藝術工場，也算理直氣壯地撐住了另一個被遺忘的角落（這半年還要再加上小劇場學校）。我坦承自己是因為藝術工場即將結束營運而買下了票，而非是以要看這個作品為前提。

坦白說，本來該是一個讓人懷持小小感傷的時刻，看完戲之後，沮喪卻取代了感傷。《我用力大叫但沒有聲音》這個改編過了23年植物人生活後甦醒的胡本的真人實事，因為藝術工場經營告一段落，巧合地變成閉館節目的演出，卻未能為再現劇團做出有力的階段性總結。

這個作品整體結構脆弱，燈光、音樂、舞台、表演並沒有互相協同，而是各自碎解成塊，不能發出聲音的植物人胡本雖然憑藉「意識具象化」的角色設定而被賦予在舞台上說話的權力，但是胡本明明臥床20多年，演員的語調與姿態卻停留在20餘歲的年紀；做為對照組的植物人男性，以及日夜照料他的妻，與胡本及母親這一組的關係敘事，同質性過高，也減損了可能的張力。再者，不斷經由胡本與其他角色的對話累積情節張力（從另一個角度看，其實這齣戲的「聲音很大，但卻沒有力量」），同時也就是關閉了讓表演者進入一具無聲生命的「自性」的匣口，而從整部戲看下來，這可能是最關鍵的表演／調度節點。

也就是說，導演其實沒有辦法讓扮演胡本的表演者（也是發想出這個文本的李建佑）通過獨自的、自性的狀態表達無聲生命的複雜性，只能讓「意識具象化」的他與母親、醫生、護士等堆砌出一段又一段的對話，但這些對話沒有縱深，只是讓情節更碎瑣，時態更混亂，更流於對白化、遊戲化而已，演員的狀態也沒有調整好，即便是在《懶惰》裡為人稱道的王肇陽，在這一次扮演的醫生都變得平凡，好幾個刻意製造的笑點也沒有造成觀眾的反應。因此，這部作品就成果來說，無疑是一次尷尬的再現。

根據現場發放的再現劇團簡介，早在2004年即以前身「我還沒出生的劇團」發表《NO.12仲夏夜之錯》的再現劇團，2008年初展開藝術工場的營運以後，除了製作年度公演之外（這一系列因為演出規格，乃另擇他地展演），還在每年推出自製節目「地下劇會」，另外還有鼓勵新人發表創作的「獨立『喧』言計畫」，以及其他不定期的演出專案，暫且不論策展及演出成果如何，都不可能否定他們對於劇團、空間經營是認真的在思考，而且相比於「藝響空間網」的進駐團體，似乎是兩條各自可以發展的「表演團體－空間」的觀察路徑。

在這些作品序列之中，我只看過《第八日》（2010）、《迷彩馬戲團》（2010）、《地下劇會－被遺忘的角落》（僅展覽部分）（2011），以及這一次的「獨立『喧』言計畫II《我用力大叫但沒有聲音》」，於是只能這些線索著手。如果藝術工場熄燈，標示的是再現劇團創團以來的一個階段的結束，那麼，與再現約可劃分為同一世代的三缺一劇團、再拒劇團相比，三組團體都各自由一群可以互相討論的伙伴共同經營著，而且勇於切入當代的思索，但在方法與表現上，若就表演能力、如何鋪排出一個可親的文本，再現不如三缺一；就總體劇場的把握性、作品的思考性與論述能力，又落後再拒後者，交互比較之下，再現的劇場處境就變得有些尷尬，但是再現在切入社會當下、共同經營團體的意願與氛圍，仍舊是令人繼續期待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