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陳正熙（2023年度駐站評論人）

陳千武（詩人恆夫）先生的《獵女犯：台灣特別志願兵的回憶》，是一部非常特別，難以簡單歸類的作品：就題材來看，是典型的戰爭文學，就創作意識而論，是反抗的後殖民文學，主人翁（作者）的經歷，可以被視為典型的成長文學，而貫穿不同篇章，對生死與人性的辯證思考，更讓這部作品有了豐富的哲學性。這部作品雖是「台灣特別志願兵」的主觀書寫，但容納了中心與邊緣（日本本島、台灣、沖繩）、天皇順民與反抗者、原住民與外來者、男性與女性的多重層次敘事，相互穿插交織，「殖民—被殖民」的思想主軸，在戰爭的脈絡裡，因為族群、階級、欲望、情感的交互作用，不再只是單純的壓迫剝削或悖逆反抗，而有更複雜不定，充滿矛盾與弔詭的表現。

這些廣泛觸及個人心理、族群命運、歷史詮釋的複雜層次與面向，在小説集中最知名的短篇〈獵女犯〉中，都有具體而微的完整表現：敢死隊的高壓訓練，將被徵召的台灣志願兵，逼上死亡的邊緣，反映戰爭之荒謬殘暴，也呼應「慰安婦」制的殘酷不仁；林兵長與擁有福佬血統的印尼慰安婦賴莎琳之間，彼此對立但又相互憐惜的複雜情感關係，他與日本准尉長官的同性曖昧情愫，對在地土民的矛盾情緒，整體構成一幅混雜著欲望、尊嚴、暴力、柔情的族群眾生相；林兵長對身為「無能的獵女犯」的自己，提出嚴厲拷問，逼迫自己面對無可迴避的侵略罪責，更深刻地刻畫出台灣人／日本兵的矛盾心境，和艱難的生存處境。

〈獵女犯〉中複雜的人物關係，多重的敘事角度，多層次的論述脈絡，是小說作者將真實生命經驗轉化為深刻省思的表現，對戲劇改編者—音樂劇《熱帶天使》創作團隊，卻是巨大無比的挑戰。

熱帶天使（SML樂劇創製／攝影蔡之凡）

《熱帶天使》編導林孟寰與藝術總監／作曲雷昇，願意以五年的寶貴生命投注其中，推介前輩作家代表作品的企圖心與意志力，令人感佩，就具體成果而論，也有不錯的成績：楊烈的舞台魅力（stage presence），不輸他的歌聲；開場與終場的合唱場景，展現出寬闊恢宏的氣勢，令人動容。除了演員們的歌舞表現，舞台場景與整體視覺，語言的轉換運用，也有不錯的水準，整體而論，是一個製作規模完整的作品，值得肯定。

戰爭亂世中的愛情，珍貴動人，也能召喚出人性的深層意涵，但如果少了時空背景、人際關係、人物自我認知的特殊性，說出來的故事不僅會顯得平淡無奇，甚至會有落入陳套窠臼的危險。而這正是《熱帶天使》的最主要問題所在。

〈獵女犯〉雖然篇幅不大，但內容繁複，改編確實不易。《熱帶天使》以〈獵女犯〉為主要取材，但做了相當程度的改編（與原創的加入），其中最主要的改動，是拉出林逸平與賴莎琳情感的主線，將兩人塑造成為一對亂世之中、生死與共的愛侶，堅毅忍耐面對時代的殘暴不仁，在南十字星的見證之下，彼此約定「好好活著」，最後，賴莎琳遺留下的木十字架，讓林逸平在日本敗戰、國府遺棄的絕望中，重燃活著的希望，最終克服歲月和語言的挑戰，完成個人生命故事的書寫，「讓所有人都活著回來」。

《熱帶天使》主創者對〈獵女犯〉所做的改動，刪減了小說中有關個人心理、族群命運、歷史詮釋的許多元素（如林兵長對個人欲望的詰問，原住民的反抗與屈從），因此淡化了太平洋戰爭（與相對應的日本殖民與侵略歷史）對小說／劇中人物的影響，將一則充滿倫理反思意涵的戰爭史詩，變成歌詠男女情愛的通俗情事。

小說中的林兵長和賴莎琳，雖有福佬母語的連結和性的吸引，但同時也是狩獵者與被獵者的對立關係，加上慰安婦的歷史意涵，讓身為讀者的我們，無法輕易地接受他們的情感，卻會因爲林兵長的自我懷疑（「我這個無能的獵女犯，該怎麼辦？」），而對台灣人在太平洋戰爭期間的悲劇命運，有超越悲情控訴的省思；舞台上的林逸平與賴莎琳，對外在現實的逼迫，雖有微弱反抗，但還是忍辱負重，並且依賴著彼此的溫柔（與鹹甜的家鄉味），簡單化解了彼此關係中的矛盾，期待身為觀眾的我們，能在「這世人佮你牽手鬥陣（這輩子和你攜手共度）」的淒美歌聲中，接受相信愛情的永恆救贖。依循著同樣的敘事邏輯，軍官松永的軍國主義崇拜，只是他對青春戀人平田的感情的延伸；媽媽桑安子隨著松永殉死，同樣是為愛的自我犧牲；吉本對雪子的愛戀，在戰爭結束後無以為繼，以致瘋狂，也同樣印證了愛情的絕對價值。

只是，籠罩在小說原作的戰爭陰霾，卻在一段段的深情對唱當中，逐漸淡去，開場曲目〈在1940〉的壯闊氣勢，強力的告解（「一場戰爭，一刀割開」）與質問（「我的人生，到底佇佗位」），也因此逐漸失去撼動人心的道德力量；到了終戰之後的命運巨變，小說作者用筆「將一切寫轉去過去」，帶回埋在南洋忘記帶回的「死亡」，在舞台上，卻只剩下「咱一定會活咧轉去」的自我安慰，最後要以中華民國政府對待日本軍人與台籍日兵的不同待遇，凸顯台灣人的悲情宿命，也因此顯得空洞而勉強。

熱帶天使（SML樂劇創製／攝影蔡之凡）

熱帶天使（SML樂劇創製／攝影蔡之凡）

在小說中，林逸平（林兵長）既是主人翁，也是觀察者，作者透過他的視角，描繪了戰爭情境中（「俘虜島」上），複雜的族群關係：他一方面能看穿日籍軍士的多重面貌（地域、階級、情感）與複雜心理（狂妄、怯懦、善良、殘酷），對自己身為「特別志願兵」的內在矛盾，有深刻的體悟，但當他在面對印尼原住民（兵補、慰安婦、番王）時，雖能接受他們的文化，理解他們的處境，但偶爾也不免流露出高人一等（self-righteous）的優越感，並且對自己同為「掠奪者（獵女犯）」的罪責，無法釋懷。到了舞台上，這些複雜的族群互動，卻只剩下林逸平與土著小孩「小偷」的單純情誼，和他與軍官松永的曖昧矛盾情結。

另一個讓我無法理解的改動，是林逸平為何志願從軍的緣由。小說中，林逸平是「被選中特別志願兵」，在保正的監視下簽署志願書，獲得「為日本天皇盡忠報國」的特別權利（「為天皇敢死的榮譽」），深刻地反映出台灣人在皇民化運動中的難堪處境，但也因此成為他開始省思個人／台灣人命運的契機。舞台上，林逸平雖有反抗皇民化運動之舉，卻是為了籌措妹妹的醫藥費，而在吉本的慫恿之下，勉為其難加入日軍，同樣是「非志願」，卻沒有「非志願的志願」所隱含的荒謬性，因此實在難以啟發觀眾對集體命運的思考。

我可以接受編導認為「小說與戲劇是迴然不同的表現形式，在轉換時必須有所取捨」的看法，但，如果取捨部分，涉及的是小說原作的核心理念，是人物故事的特殊時空，是對文學性、戲劇性的理解，取捨之間，就更要審慎斟酌。

從〈獵女犯〉到《熱帶天使》，主創者們帶引我們進入了陳千武先生的文學世界，面對「台灣人的命運」的嚴肅提問，卻給了我們一個過於簡單討好、「去脈絡化」的答案（「成為彼此的天使」），難道是因為我們真的無法承受歷史的艱難沈重，所以只能滿足於當下的美好幸福？

走出劇場，我更確定：「我這個無能的獵女犯，該怎麼辦？」是對我們每一個人的詰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