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以降，「舊戲新詮」早已成為現代劇場導向主要的一環，不論透過現代化、在地化，甚或刻意異質化，諸多導演依不同的搬演策略，回顧檢視古典戲劇，以當代視角重新塑造、詮釋，讓經典文本以全新面貌再度登上現代舞台。在西方，當然以莎士比亞戲劇為大宗。無獨有偶，此次受邀來台演出的日本流山兒★事務所《義賊☆鼠小僧》，傳統與現代劇場元素雜揉，以十九世紀日本歌舞伎劇作家河竹默阿彌《鼠小僧》作為文本基底，探討忠孝仁義等道德衝突，不僅採用古典原作之台詞，舞台上亦保留了歌舞伎傳統的「花道」，同時調度上添加了許多精采的現代歌舞增色、轉化。不過，究竟藉由這齣新詮的老戲，導演欲表達何種現代觀點？甚至反過來看，現代視角的重檢是否補強了原文本何種面向的缺漏，抑或顛覆了原文本任何不合時需的舊有思維和既存矛盾？

《義賊☆鼠小僧》劇情主要講述主角盜賊次郎吉，為了幫助受騙的新助、阿元而偷錢，卻反而害得兩人被當成賊，爾後一路上不僅巧遇了在幼年時即丟棄自己的親生父親、親弟弟、久別的妻子和女兒，最後於法庭中大夥相認，事件也獲得圓滿解決。故事主線並不複雜，簡單來說，就是義賊次郎吉經過盜財事件，與失散多年的各親人重逢的過程。

與其說故事在道「義」，還不如說在講「情」，以友情、愛情、親情等不同面向觀照，使劇中眾多人物之行動有了明確的動機基礎，劇情則有了推動的契機。然而，敘事焦點並未完全聚焦在主角次郎吉身上，而是故事多線、人物龐雜、觀點跳躍。在有限的時間內，沒有足夠篇幅可來刻劃任何單一人物，於是「以事件解決事件」成了此戲慣用的解套方式，通篇可見巧合不斷、翻轉極大的荒謬情境。例如，次郎吉在短時間內巧遇眾多失散多年的親人們；與妻小相遇之時，妻子竟然剛好有夜盲症而認不出來丈夫；與竊賊輿之助（次郎吉之弟）素昧平生的女主人阿高，得知輿之助是出於孝心而行竊，在毫無前因後果的情況下，居然願意在亡夫牌位及家人們面前放棄自身名節，公然表示兩人有染；結尾，次郎吉現身法庭，一位審議官責其重罪，另一位審議官則迅速協助他脫困，而受到次郎吉牽連的眾人，也都一起在法庭與他再度相遇相認，破鏡重圓。除了劇中諸多巧合以外，次郎吉之養母騙子阿熊最後突然感到罪惡自我了結，而好人次郎吉奉命成為廣助世人的義賊，更是隱約歸結出全劇「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勸善道德論調。

站在現代劇作建構的觀點來看，此類通俗劇的劇情佈局手法不免略嫌過時，但換個角度想，這不就是電視八點檔的古典翻版？導演流山兒似乎毫不避諱如此通俗劇鑿痕，或許正是看準了這類故事體裁的荒謬趣味，詮釋上沒有繞道而行、移編改寫，反倒正面迎擊。故事背景並未挪至現代，而是直接以喜鬧基調轉譯，結合日本傳統強烈而風格化的表演、偶戲、武戲等不同演出型態，多位演員，一人多角。歌舞不時穿插，曲風多元，有演歌唱腔，也有舞曲Rap，還因應台灣觀眾多了〈流浪到淡水〉這首歌，與台下迅速達到互動共鳴，整體音樂時而加快節奏，時而串場紓緩，時而淡化悲情，時而強化張力。舞台簡單，景片、幕簾圍成多道出入口，搭配投影，迅速跳切場景、氛圍，有時空間轉換甚至直接端賴演員之間互動，十分精練。

因此，雖故事本身浮誇的質素仍在，但導演自形式上拉開了距離，以豐富的視聽調度轉化，不僅讓整體畫面充滿動量，填補劇中角色能動不足的缺口，亦讓那些不合時宜的生硬情節能在帶有輕喜劇色彩的框架中，得以成立，如同進入莎士比亞燦爛的喜劇世界一般，不論過程如何巧合錯認、光怪陸離，最終「結局好萬事好」（All's Well That Ends Well）。

導演用創新形式呈現古典戲劇，將經典以全新面貌介紹給大眾，也藉此拉近經典與觀眾之間距離，值得激賞。然而，在這作品裡，新觀點或現代聲音仍是缺席的，甚至在情節、內容、價值觀文風不動的情況下，喜劇形式所帶來的顛覆力量，似是而非地，像是對原文本進行「嘲仿」（parody），即以模仿來消遣劇中不合時宜的情節或價值觀。還是，事實上，一切保留原味的仿古演出，僅為包裝現代娛樂消遣的新皮舊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