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齣戲提供的敘事線索是，故事女主角沈怡君殺死男友張俊傑之後，伴屍一年；每天早上八點鐘，她還是習慣地穿上上班族套裝，出門前還要噴上香水。之後，她的現實與記憶不斷重疊，像是回到小時候父母親帶她去海邊，回到父親離開她跟母親的那一天。當她開始讀那九十九封她寫給死者張俊傑的告白信，一封一封地，她的時間不是往前，而是持續倒退。因為是夢遊行兇，女主角被判無罪，然後在某一天早晨八點鐘的時候，女主角舉起剪刀（或利器），自己結束等待誰來帶走她的日子。

以獨腳戲的形式詮釋這樣陷溺的情態和題材，雖然有點讓人卻步，但編導概念頗為成功地落實在舞台設計、聲響音效和視覺投影，即使肢體與文字語彙未臻成熟，這七十分鐘依然清晰記錄了一個女子對生命虛無和黑暗的見證；無論擁有多少愛、能求得多少愛，人皆因內在孤獨而不滿。

一直以來，女性創作者在舞台空間裡的陰闇獨語或天馬行空的想像，經常被視為難以承重的重或難以理解的自溺。這齣製作使用了一般劇場作品規則，卻完整地利用反光鏡相的材質和中央窗戶的格局，象徵著女主角的封閉狀態，對照中央窗戶的情境投影和舞台左側一處裝有監控攝影的入口，提供觀眾閱讀女主角行為的不同角度；當然！沒有一個角度能夠完全呈現女主角的心情和想法。同樣地，當女主角在戲的一開始，背對著第四面牆，對著舞台鏡相反射的觀眾群影直陳，她知道有人在監看的時候，也像是實踐了編導的概念，宣告對人際關係的不信任。

這樣的設計也呼應了劇情最後，女主角像是獲得救贖般走出白色盒子的封閉空間，卻其實是走到空間之後，準備執刀自殘。聲響設計填補了語言無法言說的空白，近乎完整的空間設計，細心地為這齣獨腳戲下了許多註解；觀賞全劇的滋味猶如品嚐一道精緻清淡的輕食，不至於濃烈，但也說不上痛快。

與幾位女性劇場創作前輩相較，《99封告白信》似乎能嫻熟地使用了當代劇場元素與設計，來表達女人難被理解的獨語與想像；行銷製作和發售贊助票券的方式，都反應了近來中、小型劇團製作的體制，已稍具規模。過去無論是肢體動作技巧極好的陳惠文、風格深具儀式性與專注力的吳文翠、偏向詩性文字的周曼儂與投入人際心理治療的張嘉容，和擅長融合文字與身體的編．導．演徐堰鈴等等，實踐概念的方式都是大倚賴肢體動作和近舞蹈性的視覺編排，來呈現她們對自己、對世界和對文字的情感。其情感濃郁熾烈，難以推衍客觀邏輯，必須緊密地跟從主創者的動作與文字，訴求直觀的理解。反觀這齣戲，無論是九十九封告白信，還是那個在睡夢中被殺死的男人張俊傑，這些敘事情節其實都該被視為女性創作對外溝通的一種邏輯象徵，或是翻譯為能被男性父權社會理解的一種代號語言。我能從整體製作的整合，讀出編導製作的細膩與貼心，但對於表演語言與身體的孱弱，也不免覺得遺憾。又或者，這樣的「孱弱」，是對人生現實表示無力的態度與立場。

這樣的心情對我來說並不陌生。近廿年累積對台灣劇場創作的觀察，我們不難從年輕作品裡，讀到雷同的心事；女人的選擇與人格肇因於父母離異的創傷、長輩不成熟的人格、情感的挫折或是困陷。若從男性父權社會的主流邏輯來看，女人都會被「小看」；換成戲劇的邏輯也就是說，這樣的敘事情節，角色如何立體或如何具有說服力。凡涉及這樣的客觀地、單一地、父權式的敘述，沒有「玉石俱焚」的野心或翻轉慣性邏輯的企圖，這樣的表演語言和身體，就容易顯得孱弱。

孱弱不好嗎？沒有不好。重複才可能不好。我並非不滿這齣戲的呈現，反而驚訝這齣戲背後的視角，是這麼的年輕！只是，為什麼每隔一個世代或每隔幾年，劇場中的女性創作者都對生命有著同樣的慨嘆呢？相對於許多空間和情境，劇場幾乎是毋庸置疑地「獨裁父權」，這並非指責，而是它的特質。女性創作者要在這樣的遊戲規則下，找出一條能詮釋自己的方式，創作者還可以再努力，而觀者也該有警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