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記得了！」、「我真的不記得了！」、「我都說我真的不記得了！」(粵語)，幕啟，一名女子歇斯底里喊著，另一名女子來往奔跑於上下舞台，重覆擦地板的動作，另有舞台上多名男女或跑、或跳、或低聲呢喃，彷彿陷於某段「記憶」中，沒有出口。當餘光飄到右下舞台，透過白色活動布景的窗口，一名如窺視者的女子靜靜看著一切。舞台的「白」盒子像個腦內劇場，不停重播各段混亂、失序的記憶碎片，直到一男一女、各自呼喊、沿著對角線逐漸分離，才結束這屏息焦慮的第一幕。

「記憶」，是近來舞蹈作品偏愛探討的主題之一，想來，大概與舞蹈某些特質有關，譬如印象式的、跳躍式邏輯的，或是有關身體記憶的議題，其中，以印象式與跳躍式邏輯用以呈現「記憶」質地最為貼切。如此便可理解，何以編舞家桑吉加為香港城市當代舞團編創的《那一年˙這一天》大玩視覺語言，透過兩座白色活動裝置、三台投影機、三台攝影機同步抓取台上舞者動態，以各種後製手法，如共時、重覆、扭曲、變形等，模塑並重組「記憶」的各種視角。

在桑吉加預設中，記憶的存取常態大概是無意識、失序溢出、且多焦進行的，於是，他提供多重視點，一個是攝影機、一個是投影機、再加上觀眾視角。好比有一幕，數名舞者在側面開了一個窗口的白色L型活動裝置內舞動，側幕內則有一架攝影機對準窗內正發生的動態，置於舞台前上方的投影機則將窗內動態放大投射在活動裝置正面，於是觀眾透過共時影像窺見窗內舞者，一如滿溢且混亂的記憶或人格，不停爭奪被憶起與看見的機會。

不過，這類影像機器在作品中的運用，其實已不足為奇，各類創作均會沾上點邊。難得的是，無論就視角或舞者的編排運行，桑吉加讓視覺語言得以與肢體的現場性產生有效連結，不只是一種相互參照式的舞者與布景(影像)關係，而是兩種語言得以相互滲透，甚至共同反轉現場與影像的真實感，虛實之間，的確隱含著現實與記憶界線的模糊和侵越。譬如，同樣以捕捉窗內世界的攝影機與投影協作，輔以開放的L型裝置空間，讓一段正在左舞台發生的獨舞，其所應具備的現場感，卻因為攝影機與投影的協作，讓打在白色裝置上的影像獲得遠觀與近觀的可能，強化了動態本身，也同時弱化了正在發生的獨舞，無論獨舞者如何投入，始終難以與放大枝微末節又宏觀整體的影像匹敵，獨舞者的現場感於是遞減；甚至，桑吉加似乎在有意無意中提問肢體的現場感，也就是說，若「看」，是光影折射、反射、與投射的活動，那麼，當獨舞者一躍進入白色裝置後，我們只能透過攝影與投影看見舞者動態，卻更為迷人，或如前述，當獨舞者與其影像同時存在，影像的細緻與多重視角卻凌駕於舞者的現場感，這些時刻，桑吉加似乎在虛實之間，打上了問號。

雖然桑吉加透過肢體與視覺的協作，就肢體的現場感提問，但他並未放棄以單純肢體在「記憶」上著墨的可能。除了舞作一開始，沒有影像的介入，純粹以歇斯底里的戲劇性表現重覆著單一動作或組合，象徵混亂、失序、重播式的記憶片段，另一明顯段落，莫過於兩串人馬從白色裝置的小門與側幕行列式一湧而出，揮舞著不只卡農與變形的動作組合，甚至將某一組動作抽取並獨立於行列外舞動，隱喻記憶的時間感、變形與放大檢視。當桑吉加以此兩種途徑，也就是戲劇性表現與動作組合方式，甚至混合二者切入「記憶」質地，的確有效傳達了「記憶」的多重面向，也令我目不暇給，彷彿一同陷入失憶或失序的焦慮之中。然而，不可否認的是，當動作組合被獨立抽取出來，僅延伸了肢體美感與奇觀，或落入抒情敘事的路線，譬如有幾段只是單純的男女雙人舞、或兩隊雙人舞重複著同樣動作，輔以抒情的鋼琴與電子音樂，雖可見舞者肢體能力之精湛以及動作組合的奇巧，但似乎多少可惜了前面無論就純粹肢體，或肢體與影像所共構的語言邏輯，以及對肢體現場感的提問等思考。

不過，可留待後續觀察與思考的是，桑吉加在演後座談上，曾提到「舞者的身體記憶」，這個議題，向來是舞蹈可特別著墨處，不過卻並非容易呈現或溝通的議題，畢竟記憶的質地已是傾向個人的，身體感與身體記憶更是私人，實在不是做一組雙人動作，當一個人離去後，留下另一人面對空氣原地做著同樣動作，這類再現式的手法可以滿足探索。但無論如何，這個方向還是有許多值得玩味處。

總的來說，桑吉加與香港城市當代舞團的《那一年˙這一天》在視覺與肢體的協作上，的確給出了有效連結與提問，整體更瀰漫記憶脫序的焦慮氛圍，滿足感知的同時，亦不忘提問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