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婚、外遇、學校主任」當建安一一細數出筱如之所以痛苦的理由，坐在台下的我所浮現的第一個念頭竟然是「這也還好吧」。覺察到自己有這樣的想法，令我不禁啞然失笑。

《天王降臨多久川》的劇本曾榮獲第23屆台北文學獎首獎，劇情講述媽媽和姐姐筱如前往探訪遠嫁日本的妹妹怡真，然而怡真的丈夫修平卻協助筱如在多久川完成自殺。劇中的每個角色——筱如、怡真、修平，以及寄宿在怡真籬下的建安，乃至於看似直腸子粗線條的媽媽，實際上都各自懷抱著無以向外人道的痛苦，只是也各自發展出了不同的因應策略，最終長成不同的存在姿態。

無以言表的痛苦

對於痛苦的表述，在全劇中盡皆失語。我看見建安在服用藥量很重的抗憂鬱劑，筱如不斷暗示自己徘徊在自殺邊緣，怡真衝口說出「我在這裡好不快樂」，而修平的沉默少言，又究竟真的是因為語言不通，還是一種內在孤絕狀態的外顯，也不得而知。

我看見每個人都很痛苦，然而，卻無法得知他們到底在痛苦什麼，又為什麼而痛苦。全劇自始至終都籠罩於一股凝窒的低氣壓之中，卻絲毫不見任何關於生命前史和人物關係的具體細節的痕跡。全劇中唯一稱得上對痛苦實質內涵的指涉，就只有筱如的「離婚、外遇、學校主任」，然而這樣的語言，卻又顯得如此輕薄、廉價而俗濫。

其實，難以言表甚或無以言表，正是痛苦的特質。

劇中媽媽和筱如皆不斷叨唸怡真「每次都這樣，什麼都不講清楚」，然而，身為觀眾的我卻其實非常明白怡真為什麼什麼都不說——因為說了也沒用，因為說也說不清，就算說了也只會造成更大的隔閡與誤解，兩害相權取其輕之下，當然就什麼也不會說了。不說，不是因為不願意，而是因為做不到。在痛苦之中，可能涉及千絲萬縷的人際情感因而無法化作條理，可能難以判斷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因而無法化作言語，這也許就是為什麼怡真與修平會在一起——也許唯有當我們放棄了對語言與邏輯的執著，開始尋覓其他彼此靠近的途徑時，才能為這樣的語言失職創造出路。

對旁觀他人痛苦的自省

我坐在觀眾席裡，旁觀著舞台上一切的發生。我不禁反思，是否我們總習於太輕易地輕看他人的痛苦？在描述痛苦上，語言也只是一種過度簡化的標籤，是一種永遠會流於籠統的分類。在當代社會中，我們每天被淹沒在各種社會新聞裡的人間慘案，情殺、金錢糾紛、精神疾病、家暴、性侵⋯⋯，全部都是標籤與分類，絲毫無助於增進同理，反而只是平添八卦與獵奇。這些膚淺又粗糙的語言，誤導我們以為這就是事情的全部，然而身在其中的當事人，究竟如何立體又沉浸地經歷這一切，我們卻全然無從想像。

對此，一方面，我們可以選擇重新鍛造語言，提昇語言的辨識度與解析力，使其變得足以承擔起痛苦的實相。在《痛苦可以分享嗎？不以愛與正義之名消費傷痛，讓創傷者與陪伴者真正互助共好的痛苦社會學》一書中，指出痛苦往往同時具有社會性、關係性與存在性的面向。因此，無論是社會性的社會化語言、關係性的心理分析化語言或存在性的宗教經文，均無一能將痛苦完整傳達。唯有將這三種語言整合在一起，創造出一種新的語言，才能讓承受痛苦的當事人，從深陷在痛苦之中只能呼喊的位置上，挪動到痛苦周邊，開始說故事。而要創造出這樣的語言，提升語言的辨識度與解析力，就是要靠閱讀與寫作。

然而，另一方面，我卻也覺得，或許正如同坐在觀眾席裡的我，只能看見舞台上這一家子很痛苦，卻無法知道他們在痛苦什麼又為何痛苦，在當代的社會生活中，對於他人的痛苦，是否我們本來就只可能知道這麼多？

離開劇院後，我不禁開始思考，對於這一家人的痛苦，我究竟該如何看待，又要將我自己置放於哪個位置之上去觀看？我既反對人無論如何都應該要活下去的論調，卻也不認同無差別、無條件地支持每個自殺的決定。那麼，對我而言，也許最重要的事就只有一件——我必須清楚意識到，自己對於他人永遠所知有限，因此我永遠也無權對他人的生命做出無論或好或壞、是對是錯的評價與論斷。因為我永遠是無知的，所以我的判斷也永遠是懸置的。或許我終究只能做個陌生的路人，在短暫的交會中給予痛苦中人一種同在，卻仍需騰出尊重的空間，讓當事人自己去處理自己的問題。

於此，《天王降臨多久川》必須是寫實的，才能讓事實自己說話，不致落入帶有任何明確觀點的說教。如同一面鏡子，映射出每個生命經驗與價值系統各異的觀眾，表面上是看待劇中人的眼光，其實卻是自己的樣子。就這樣毫不喧鬧，安安靜靜，卻也巨響回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