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林亞岑（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當代視覺文化與實踐研究所碩士生）

里米尼紀錄劇團（Rimini Protokoll）的《All right. Good night.》是一齣需要觀眾長時間投入，透過舞台上呈現的文本，自行組織故事樣貌的作品。演出中投影的文字是觀眾能想像劇情的唯一線索，一段段的話語被投射到舞台前方的透明螢幕上，如幽靈般漂浮在音樂家與觀眾之間。全劇由兩段不同時空的故事交疊而成，其一是發生於2014年，馬來西亞航空一架載有227名乘客和12名機組人員的班機，在從吉隆坡往北京的途中離奇消失了，據稱駕駛艙發出的最後一則無線電訊息（正是本劇名稱）是：「 All right. Good night。」^【1】相較於失事事件以新聞報導般的文筆呈現，另一段故事則以日記般的口吻被娓娓道出。故事描述一位父親從懷疑到確診失智症的過程，隨著症狀的惡化家人觀察到父親的個性有明顯的轉變，彷彿記憶中的父親連同父親的記憶一起消失了。隨著文本的發展，舞台場景的大略可被分為三個部分，依序為，機場登機室、人造沙灘與影像黑盒，呈現飛機失事事件與面對記憶消失的過程中，人們的情緒從一開始的悲痛、無法接受事實到逐漸放下，平靜後卻因新事證發現，而又再度被激起的一系列過程。

如果說故事的人從舞台上「缺席」，故事可以如何傳遞給觀眾？

發言者的「缺席」取而代之的是被投影出的話語，這些口語般的句子來自本劇編劇暨導演的海爾嘉德．郝珂（Helgard Haug）自身的生命經驗。郝珂將兩條看似無關的敘事並置，其一是馬航失事事件，其二是父親的失智過程。兩段故事被分別拆分成7年，共7個章節，隨著時間順敘展開，交織成長達150分鐘無中斷的演出，對應現實世界中的7年，兩者都足以讓人意識到時間的流逝與事物的遷移。郝珂在訪談中表示：「通常說故事的人要在台上，顯然我可不想上台。」^【2】而現代通訊技術與傳播裝置，恰好是一項讓表演者在肉身「缺席」的狀態也能「在場」的技術。人們對上述這項技術的使用與接納，因為新冠疫情的影響達到高峰 ，在疫情下，人們以一種「不在現場」的「在場」簽到、上線，來參與各項線上活動取代實體交流。劇中投影出的文字如同父親的記憶與班機的搜查資料一樣的模糊、破碎。編劇郝珂將不同時空的片段重新連結、組裝，創造出一個開放的、詩性的結構，藉此解構了時空的連續性，創造出類似「蒙太奇」般的敘事效果。同時，透明投影幕與後方舞台重疊的設計，創造了各個元素共同在場，卻又彼此疏離的視覺效果。劇中承載記憶的不只是文字，音樂是另一項重要的元素。

「人們認為這麼大、這麼重的東西不可能從我們的世界消失。」

我想將這段劇中出現的文字跟我對劇中音樂的分析一同被閱讀。作曲家芭芭拉．摩根史坦（Barbara Morgenstern）運用音樂的不可見性與強大的感染力量，來重現不可見的無形事物，重現的方式並非是對事物聲音的錄製再現或是模擬的配音效果，而是重建事件之中的氛圍，從冷靜的到懷疑的、焦慮的再到一片混亂的感受。音樂家的「登台」除了作為一種揭露後台的手段外，也成功增加音樂在本劇中的重量，演奏的行為成為台上可視的一部分，視覺的加入連帶強化音樂所能為演出現場帶來的情緒強度。隨著現場音樂的節奏與氛圍，觀眾閱讀的動作被賦予一種節奏，節奏影響著觀眾對於時間的感知，而「時間感」正是在劇場中觀看文本與單純的文本閱讀之間最大的不同之處，在劇場中觀眾失去對閱讀的時間與情境的控制，那些沈寂的文本也將因環境的不同，而產生不同意義。投影文字口吻從平靜的甚至有些冰冷的，隨著音樂漸漸走向混亂與殘缺，亦可以說是音樂配合字幕逐漸消解，兩者隨著劇本安排共同走向失序與崩潰。

All right. Good night. （臺中國家歌劇院提供／攝影李建霖）

在不存在唯一「真實」的前提之下，我們如何談論事物？

關於「真實」的問題一直是里米尼紀錄劇團處理的核心之一，所謂再現「真實」並非單純的模仿，在這場演出中觀眾不再被視為像柏拉圖的洞穴中的人們一樣單純憑藉感官感知認知世界，人並不是一個被動的接收體，劇場的黑盒在此反而是一種讓人們得以脫離日常思考，脫離想像力的奴隸狀態的場所，人們與劇場中的「事物」的關係在此更接近海德格所言的人與周遭世界的關係，在劇本的詩性結構所開啟的空間中，觀眾被賦予一個「積極的」角色。畢竟歷史是不斷在變動的，辯證性的過程，「真實」就成為一種與生命經驗相關的問題。而處理這背後的複雜性，正是藝術作為一種技術，一種「記憶之術」，在當代技術的發展中所具備的潛力與重要性，關於個人的存在與集體之間的關係。

如果我倆沒有的共同記憶，如何產生「共鳴」？

在演出結束後我不禁開始思考，若實體劇場或展演的特性是一種「當下的交集」，一群人一同經歷這段故事，這段共同的經驗能將個人的故事轉化爲集體的記憶，尤其是本劇中舞台上的演出並不是希望去「留住」事件，而是成為「喚起」記憶的角色，因此，觀眾在當下能不能產生「共鳴」就相當重要。而翻譯將是一個艱難的問題。有沒有可能將失智的德國父親變成台灣人？將納粹替換成戒嚴或白色恐怖？直接的轉換會不會反而是忽視雙邊歷史事件的獨特性？如何轉換才能讓演出的主要觀眾有「共鳴」同時不影響原作的安排？面對這些疑問的同時，恰好看見中文譯者陳佾均收錄在節目單的文章，其中提到幾點因歷史脈絡與語境所造成的翻譯的問題，包含「創作者引用德語世界熟悉的說法、歌曲和童謠。這些設定在轉譯時往往缺乏同樣能一步到位的選項。」^【3】除了翻譯外中文字幕的排版、中文的閱讀方式，中文配音、換場時演員的發音⋯⋯等因演出地的背景所延伸出的差異，以及文字在翻譯上所產生轉譯的問題，以上雖然都不影響觀眾進入劇情，但確實是個人認為可再討論的細節。

注解

1、參考《All right. Good night.》節目單。

2、出自〈2024 NTT Arts NOVA 藝想春天｜里米尼紀錄劇團《All right.Good night.》創作者解析〉。

3、陳佾均，〈「如果我找不到你了，那你是誰？」── All right. Good night.打開的世界〉，《All right. Good night.》節目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