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簡麟懿（專案評論人）

臺灣是一個擁有多元文化的國家／臺灣是一個擁有文化差異的國家，一前一後，分別一褒一貶地描述「不同」一詞。相較於後者以縱向的階級觀念來形塑文化之先後順序，前者的橫向分流，則是為不同他者的獨特，保留了純淨的本體以及能讓本體暢所欲言的一席之地。

《我所起舞的地方》（以下簡稱為《我》）由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與新加坡濱海藝術中心進行共製，舞者除了橫跨臺新兩地之外，同時也有來自香港的新住民舞於其中，是一個不停接納多元國度、語種、人種以及文化的舞蹈劇場。其中，創作者周書毅在一條主要的敘事軸線裡，開闢由不同舞蹈、聲音與身體遊戲所組成的多重支線，厚實了衛武營戲劇院三面展開的伸展式舞台，並且最大限度地拼貼作品發展過程中的創作元素，張開了一塊如馬賽克般的花色拼布（Patchwork），讓不同的色塊在不同的角落裡相互扶持與發光；如此形式對於初次觀賞的民眾而言，興許在作品的理解上顯得略為快速且複雜，但如果耐著性子去聆聽每一位舞者由身體與口述所吐露出的故事資訊，便能深深體會《我》在擺脫英雄主義下的多元敘說，讓每一個人如一顆微小的齒輪般地推動著作品——真摯且務實。

看似不同／相同的身體意識

開演前的舞台並不平靜，場上充斥著工廠與城市所產生的白噪音，也可以看見幾位舞者無目的地穿梭在人群之中，積極地滲透一種徬徨的忙碌與等待。同時，不同華語與英語的廣播，播送著1943年間的歷史事件、擬人化的各國筷子自白等，口述之內容如舞者的服裝色彩在觀眾席中，介於平凡與非凡之間，需要筆者奮筆疾書才能夠捕捉如空氣般分散的事件與資訊。

此外，筆者也留意到上回《阿忠與我》所使用到的無障礙斜坡出現在舞台左側，雖說鄭志忠並非主角，但隨著他的出現，這首作品所期待觸及的平等關係，也默默體現《我》以及後續的報數前行、接觸遊戲與自我介紹裡頭。

差異並非目的，然而我們的世界並非烏托邦，需要透過差異才能體悟平等與大同；在正式開演後的不久，我們很快就能看見鄭志忠在舞台前緣的獨舞，在我們眼前呈現一種如九節鞭般的身體，他藉由一個不特定的支點來向外甩動線條，呈現出與其他舞者獨樹一幟的重心水平與波動。而當他與余彥芳玩著鬼抓人的時候，其電動輪椅的運用也是身體的一環，他熟稔地操作輪椅並直至舞台邊緣，像似一名賽車手般甩尾，在展現其動能之無礙時，也為作品添增了一點細微末節的刺激辛香料。

我所起舞的地方（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提供/攝影林峻永）

九位舞者在舞台上站成一排，用著不同的語言報數一、二、三、四……或是蹲下、爬行等動態單詞來前行位移，舞者們提取了本身所選擇的水平姿態，或高或低地並即時反應隨後所改變的語調和指令。我們可以看見每位舞者的舞蹈化並不均等，除了身體執行的不容易以外，也能夠依稀察覺，他們正同步在理解不同語言所傳達出的相同意義，其中所呈現出的時間差，是個人化的身體名片，也是整體社會現象的趨於統一。

即便這是一種常見的編舞手法，但在眾人搖晃的身體當中，筆者彷彿可以感覺到，這是一種以邊緣的方式在敲打中心，同時也強烈地在呼應開演前所吟唱的兒歌〈當我們同在一起〉。

忽視／正視彼此的分別

筆者很難描述《我》裡頭所出現的舞步，因為當中出現了多種去技巧化的身體直覺，每位舞者似乎都是採用自身的身體使用方式，譬如街舞中的鬆勁與打點、戲劇般的行軍步伐以及後現代舞蹈中清晰可見的點／線／面身體使用方式，當中搓揉了些日常訓練中所歸納出的當代舞蹈認知。

其中的合唱與身體遊戲，由眾人不同語種所合唱的〈小星星〉，描述出同一片星光閃爍的夜空；〈當我們同在一起〉的手臂接力，像剪紙人般的團結卻又能看見不同的我們／個體；舞者們以雙人為一組用胸腔夾球並進行接觸即興，分散開來之後，緊接而來的是一記令人訝異的拋接與殺球。

《我》牽動了筆者心中不住地叩問，即使再怎麼良善的多元社會，社會始終有一套用來分別彼此的評估標準，在這樣的評估標準下，我／我們能如何去忽視、正視這樣的分別？所幸周書毅為我們提供了一套容易執行的身體解方：讓舞者一邊用多元語種來哼唱兒歌〈世界真奇妙〉，並且同時挑戰對方接住來自自身不同方向的拋球。

乍看之下有點太過美好，甚至有點過度向理想的中心靠攏，忽視了邊緣的毛躁與不齊，然而《我》並非精煉烏托邦式的美好，而是最大限度地容納「分別」。

我所起舞的地方（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提供/攝影林峻永）

余彥芳說她在紐約的時候，是如何用奔跑來躲避一人獨自夜歸的恐懼；鄭志忠分享他與法國導演培松地工作時的素材是「我是一條龍」；來自新加坡的蔣佩杉說沒人記得她出生的時間；董家威跟我們介紹他是踮著腳走路；洪國峰從十三歲開始學舞——周書毅讓舞者一邊用自己的語種進行口述，另一方面由其他人用不同的語種來嘗試翻譯。

翻譯的內容是對的／翻譯的內容並沒有錯；在最後快要結束的時候，《我》不停地在反覆敲打舞者所描述的內容與差異，在筆者的耳中，其實內容並不盡相同（正確），但隨著筆者能夠跟隨的腳步愈靠近，這些差異愈顯得沒有關係，因為他們能接住彼此，而筆者似乎也能接住這些內容。

舞者將演出前所準備的布料（同時舞者提問，你覺得他們是什麼顏色？你是對的，你沒有錯），換成了同樣米白色的形狀並組成山丘，他們一個個離開，然後舞台後方露出了與《阿忠與我》的結尾時相似的背光與魚肚白。

周書毅的作品總是在觀察常人所忽視的城市邊緣與殘影，也因此我們能從中正視這些飄逸在空氣中的棉絮與灰燼。與其說他作為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的駐地藝術家，積極嘗試地以高雄為中心對外發信，並發表《波麗露在高雄》與《我》等作品，不如說他是在捕捉抹去地理中心後的人與（他）人與記憶，試圖拋出鮮有的對話空間與聲音，如詩人般抽象，但卻也如荷馬般務實地移動與傳唱。

藉由《我》所組成的多元故事生態，可以看見周書毅的創作手法並非提煉某種高純度的身體技藝，而是呼籲多種差異的共融。相較於現下作品的清晰主體與標籤議題，《我》某種程度卸下了筆者的心防，也讓當晚的演出，彰顯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和諧與溫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