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法開放的開放《我所起舞的地方》
6月
05
2024
我所起舞的地方(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提供/攝影林峻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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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吳思鋒(2024年度駐站評論人)

不得不說,《我所起舞的地方》是「好看」的。但有一種「好看」的演出,倚賴熟練的場面調度,盤桓在形於外的層次,欠缺細節與整體交互構成、疊深的穿透性及格局。非常遺憾,《起舞》便屬於此。以至於舞作中雖不乏動人的畫面,還有好多個足以將「起舞」與「地方」延展出複雜性的小敘事,總是被一種多元、抒情的美感意識提早、過薄的整編。

譬如,我本來蠻喜歡直接拿掉announce(即演出資訊上公開的「前導肢體呈現」),以每位舞者各自選擇,源於新聞報導或知識文章的片段,播放舞者親聲朗讀的錄音,同時,其他舞者則以群體為單位,依據該片段內容舞蹈;像鄭志忠朗讀的是印尼統治者蘇哈托在1960年代發動的反共清洗,其他舞者則以受難者般的倒姿示現,或當梁俊文朗讀候鳥遷徙之事,眾人跳步輕躍等,充滿一種「一與多」的流動感。倘若把朗讀的內容視為文本,這個「語言(朗讀)—肢體」的路徑,也反映編舞家如何詮釋舞者所選取的文本,以及傳遞舞者與舞者之間經由排練過程所積累的相互認識。

但當我們一路看下去,像是問舞者:「大家心目中的那一條龍有沒有翅膀?」這個問題在這部將核心文化身分定位為「亞洲華人」的舞作出現,再正確不過了,但有或沒有翅膀,其實對於舞作的發展沒什麼影響,換成別的問題也行,因為其目的是讓舞者看似「有話要說」地各自表述而已。也就是說,之於編舞家,所有拋出的問題、指令、遊戲,都只是舞作內容擴增的一部分,以及運用平均的調度,讓觀眾「以為」舞者都有發揮空間。——弔詭地是,在最基礎的層次上,舞者既然上了舞台,就會有發揮空間。對於觀眾而言,更重要的是能否看見舞者在這一次的舞台上,比其他次更不一樣?還有,如果寄望更移向舞者主體,能否依循舞者的個體差異,編出不一樣的舞?


我所起舞的地方(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提供/攝影林峻永)

很顯然,周書毅沒有走得很遠,譬如回到第二段所說的「一與多」,蘇哈托發動的反共清洗連帶龐大的冷戰場景,卻被他輕輕帶過。坦白說,編舞家要創造一個試圖往舞者主體挪移的場域,從來都不容易。於此作,反而襯出了在編舞上「無法開放的開放」,即難以沿著舞者提供的差異言說或身體,擴延另類的動能,而多半是通過設計的處理,以視覺化遮蔽身體性的調度。所以像「用不同語言從一數到十」的肢體遊戲片段,仍然是他較為擅長的編舞語彙,也能在緊與鬆之間的尺度流暢轉換、銜接,藉此延續此作「一與多」的流動力學。

說到這,且讓我們回到2021年的「話題之作」,《阿忠與我》,周書毅和鄭志忠雖同列「共同創作/演出」,但只要對後者的導演風格稍有認識的人便會知曉,該作基本上仍為前者的「編舞作品」,而阿忠一向令人驚艷的表演與能量充沛的身體性,在場上卻被調度成一名天真、勵志的素人,真是天大的諷刺。這一次,阿忠繼續登場,還有一位新加坡舞者董家威也是身體障礙,編舞家的選擇是讓他們與其他七位來自台灣、新加坡的舞者平均、多元的並置,此一調度法則證明了從《阿忠與我》到《我所起舞的地方》,周書毅以「多元觀」編舞的根本限制,依然以己身的美學慣性遮蔽異質的動能。當「每個人都是其中一個」,個體與群體可以簡單對接,差異就不重要了,那麼所謂的「亞洲華人」也不重要了。何況「亞洲華人」的命名應然存在相對的投射對象,但在此作,投射(辯證)的對象又是誰呢?

到總結的時候了,我還是感受到編舞家存有自我變革的意圖,但從意圖、方法到(舞蹈)文本之間,還有一段漫長的距離。在多元觀的統攝之下,舞者似乎履踐著個體的言說——他們的確「說了」,不過舞者能不能在舞台上說話早就不是新鮮事了,而是我們能不能把他們說的話「當真」,從差異的言說文脈編出更歧異的?畢竟,終究是身體創造記號,而非記號框限身體。

《我所起舞的地方》

演出|周書毅
時間|2024/05/03 19:30
地點|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戲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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