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兩廳院的微舞作，勾出了一些微妙的情緒，或許沒有留下來聽座談的話，還沒有這麼難以釐清，但聽完座談以後，感受反而更加混亂了。先就結論說起，這次的微舞作，對我而言策展比去年成功很多，雖然號稱以《春之祭》為靈感或思考軸心這件事，是否真的被每一位編舞家接招是一個問題，至少對觀眾而言，針對三個舞作的內容是有個思考的出發點。劉冠詳好像在座談多多少少承認了他可能接到題目就擺到枕頭下（或者被別的策展人這樣形容），所以到底這個思考點可以往哪裡去，其實我也不確定。我想這大概也是造就我思考混亂的原因之一，不接招畢竟也是招，那到底要從哪裡去思考才好呢？

除了這一點以外，我想我對這次的微舞作還有一個印象，那就是編舞者似乎把想說的話都講出來了，或者想做的事情都做了，而演出之後，針對三個作品的感受或思考，是否能畫出某種光譜？這是另一個我感到混亂的地方。

扣掉我第一次觀看作品的林素蓮《小姐免驚》，劉冠詳的《酷刑姿勢練習》跟劉彥成的《垃圾》，其形式、身體質地，大致都在幾近可辨認個人風格的位置，而林素蓮的《小姐免驚》，儘管沒有看過她的編舞，但就網路上以及過往看「默默計畫」的印象，其節奏性與聆聽聲音/音樂的方式，也大致是在相當的路線上。就編舞者的個人風格、偏好來說，我覺得都算是相當清晰。

那麼剩下的就是使我感到混亂的思考層面了，因為三位編舞家接招（策展意圖）的方式不同，如果要就演出的時間限制來談論，三位編舞家也是態度有所不同，有覺得可以繼續編下去的《酷刑姿勢練習》，有覺得整排時剛剛好就三十分鐘的《小姐免驚》，也有偷了中場休息的《垃圾》。他們對這編舞的時間架構態度各自不同，假如從我的時間感去思考，事實上，我的身體也沒有真正感受到物理性的三十分鐘。

或許從我在不同作品的「三十分鐘」去回顧身體的感受，是一個切點也說不定。《酷刑姿勢練習》，於我而言是一個漸次疲乏的三十分鐘，疲乏的點主要來自聲音與身體彼此連動的慣性，以及四位舞者面對聲音的不同反應與能力。對我而言，開場的黑暗或聲音其實是很有身體感的，尤其是心臟與節奏之間彼此搏擊的動能。而燈亮後，前兩位舞者對聲音的反應，我認為也是敏感且有主體性的（但應該也會有人覺得聲音跟身體彼此之間沒關聯）。第一位舞者的身體強度非常高，此時採用低頻低音量的聲音其實是合理的，從動能必須高張時開始加強節奏，也是可理解的操作。燈光也打得有意思，讓實驗劇場的黑變得很有力量。第二位舞者，身體的使用方式與沈默並進也是好的沈默，但同時也讓我有點擔心場上舞者是不是快撐不住沈默的力量。後來音樂進來時，我覺得舞者找到了某種抗衡的力量，近乎像是因為不是幫助，而是敵手一般的表情狀態。到第三段時，相對短而把聲音的操作擺到場外，也是有意思的處理，大概也是這時候，我把《酷刑姿勢練習》的核心擺在了完全外在的身體形式上，第三段的笑聲與身體有一些微妙的變化，像是外在被搔了癢似的。但也是到第三段結束至第四段時，我開始感受到了聲音刺激上的疲乏。第四位舞者的單部位身體震顫，其實也還是有些意思，但同時也開始進入了各自展示不同段落酷刑姿勢的程度。真正的疲乏點，是意義即將形成，卻無法壯大時。在第四位舞者開始背部示人、臀部示人時，配合著各種曲線的身體動作，應該是有潛力可以轉換身體作為工具的動能，不知道是因為舞者相對瘦小，總覺得那種有可能成為挑釁，有可能吸納觀眾的能量並未形成，於是身體還是在各種姿勢技巧的執行與展示裡。

當聲音越來越強，但身體無法跟上，又或者像這樣的強度已經到了心臟無感的程度，最後歸諸黑暗的節奏，對我而言就變成「只剩下合理」，但不是特別能激發感官或思考的處理。有點像是過度刺激後的麻痺，身體與聲音最後造成了疲乏。我不會說這些動作出現的順序沒有意義，是否有可能產生更大或更具關聯性的意義，我認為可能，但意義有沒有成形？我覺得沒有。這造就了看似完結而尚未完結的擱置狀態，觀看或聆聽的疲乏也已然成形，無論是在聆聽或者是身體狀態的關聯，其給予的空間都不大。

《垃圾》則又是另一個微妙的情況，同樣也讓我感到矛盾。從2017微舞作的《怪獸》到今年的《垃圾》，或者是2017年在香港城市當代舞蹈節的《再見吧！！兔子》，劉彥成的路線，對物件的想法或動作裡面那種似做非做的質地，大致是相似的。《垃圾》跟《怪獸》也都找了李銘宸當構作顧問，想要去連結或者拋出（真空的）思考空間的意圖確實存在。這個思考空間，對我而言還處於曖昧或模糊的狀態，作品本身特意留下了某些曖昧與模糊，不過是否有可能在某些線索中找到清晰思考的線索呢？我自己也還沒有結論。在舞作中，有幾個對我而言是有趣但也難以判定的情況，其一是，劉彥成與田孝慈兩個人表演的狀態真的非常不同，幾乎像是兩條不同路徑，我不確定是否這是劉彥成想要的？其二是舞台技術人員把劉彥成與田孝慈手上的粉紅色塑膠袋拿走，此後的動作質感，讓我聽見了手上仍有塑膠袋的可能性。燈光與鳥語的配合加上木頭棧板，宛如民初裝扮的服裝，有點像是不同時間場景的拼湊，其實是有一些聯想的潛力。其三是動作的曖昧性，尤其是田孝慈的身體狀態，例如身體後翻時露出內褲來而又急急遮住的樣子，與一開始刻意往強力碰撞走，身穿白衣白內褲的樣子，也有比照的潛力，劉彥成在台上突然脫掉褲子也是另一個與此呼應的點。《垃圾》大致上走在舞蹈動作、日常動作兩者的曖昧地帶，以及動作與身體外型包含服裝帶來的社會意義之上。到最後兩個人站在高高的木棧板上以身體側邊的波浪作為完結，回想起來似乎也有一種一半表演一半社會的趣味，可能是因為這個動作本身令人聯想到早期派對排舞的樣態。

但我想這個作品對我而言比較有意思的部分，其實是身體分區表情的曖昧或衝突，尤其是田孝慈的身體表情似乎會有一種百分之九十在Ａ狀態而百分之十在Ｂ狀態的區分，頭的角度、手的角度，都會帶來這種印象，身體的時間性也因此有種延長感。如果單純就動作來思考作品的潛力，這可能是我看到後續還覺得有很多力量可以發展的部分。至於物件或日常動作的關係，對我而言事後回想會感覺有趣，但是就開放思考空間而言還感覺過於模糊。

最後的《小姐免驚》則剛好跟整體而言非常安靜的《垃圾》很不一樣，有著相當幽默的節奏感，尤其是設計群上來踩爆一排台啤鋁罐，是我看到的最大亮點。語言、音樂、現場演唱等等的庶民元素，其實都是容易讓人感到爽的部分，包含像靈堂一般的口號，其中的政治性，也容易帶來演唱會式的驚呼。或許就像林素蓮在演後座談講的，她的目標是做出讓人看得懂的舞蹈。不過是不是真的大家到了陰間都免驚，或者是男生女生真的都免驚？我覺得這陳述有一種近乎天真的樂觀，但是，能夠看到洪佩瑜換上黑洋裝，大紅唇、唱著歌，確實會有一種痛快感。這種把靈堂一般的樂隊形式轉成歡慶的狀態很有趣味。整體來說，確實是節奏調配非常良好的作品，在混亂之中有著很多聲音與節奏的計算，一件事情承載著另一件事情向前走，我想這是這個作品在黑盒子裡面特別有力量的部分。

扣除了語言（儘管被視為「聲音」，但其實還是包含了許多意義），包含大字寫著收驚與靈堂輓聯的內容時，《小姐免驚》可以承載意義的部分似乎會相對變得稀薄。使用中指、衣著樣態，當然也是既有意義的運用，不過如果要討論意義的運用與意義的過渡或再生成，其聯想空間就不是那麼大了。做出可懂的作品，找尋既有意義的符號與身體，運用節奏去創造這些符號與身體的流動，是相當有意思的。雖然辨識出既有的社會意義，也感覺到各種小處的趣味、方向，我不確定這個作品是否期待當下立懂以後創造後續思考的空間，又或者是否有這樣的企圖，而我沒有接住？對我而言，當下的痛快是確實的，但也會有痛快以後的輕微空虛。當然，痛快也永遠都有潛力可以更痛快，那麼我們在這痛快中要去處理的究竟是什麼？是什麼必須傾巢而出？能夠有什麼從觀眾這裡傾巢而出的嗎？

此時回頭再檢視節目單，更加可以感覺三位編舞家對於策展的初始點《春之祭》採取的態度相當不同，但是，相同的條件是《春之祭》是一個如此有份量的題目，無論是輕輕放下收到枕下（劉冠詳），畫上刪除線（劉彥成），或者思考事件的之後（林素蓮），都很難跳脫與其並置或悖反的相對位置。要能從相對位置跳脫出來並不容易，要感覺「不相對」，非常困難。編舞家有編舞家自己想要講的話跟處理的事，對於關心的事情應當如何執行，三位編舞家也都有明確的態度。在聽完了編舞家想講的話跟想做的事情以後，能夠留下來給我（觀眾）這一方的空間相對稀缺，我不知道給定了題目是否有影響？但我想如何處理既有題目的重量，是個相當大的課題。

從已看過的劉冠詳與劉彥成的各支作品來看，兩者在給出空間或意義的明確化上，或許需要的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方向。如果不再以個人經驗作為編舞的出發點，那麼可明確指稱意義的稀缺，對劉冠詳而言是他正要去的方向，還是無法產出與經驗他人的結果？如果動作與時間性的模糊曖昧是劉彥成想去的方向，我想比起過往，他慢慢走出了比較明確的樣貌，但意義的開放與物件本身的社會性，或許還有可琢磨之處。而林素蓮，由於我只看過《小姐免驚》，單就作品來看，這種爽快挪用語言、身體姿態、流行音樂的態度，在良好的節奏與拼貼後，是否還有更多可以思考的餘地？如果有，會從什麼地方產出？這都是我好奇的點。目前，三支作品對我而言都是完成度很高的作品，但這個完成止於編舞者意志的完成，其中欠缺了拋向觀眾時可能的意向（不代表他們都沒有，而只是目前這意向仍不直白）。三位編舞者預想的句點，劃在什麼時刻，什麼地方？對觀眾而言，何時作品真正完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