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與春枝的交會

如果說，切．格瓦拉之所以踏上革命的旅途，是為了愛；那麼，慰安婦春枝為了自愛所付諸的行動，又何嘗不是一種革命？於此，《未知紀事——到南方去》中切．格瓦拉的日記，以及《燃燒的蝴蝶》中慰安婦春枝的自白，在我的眼中疊合了。燃燒的蝴蝶，也飛到了南方。

《未知紀事——到南方去》採用蒙太奇的敘事結構，以切．格瓦拉的日記作為鏡面，映射出歷史中歷世歷代革命者的身姿，循環往復，彷彿象徵著革命的志業永不止息。

《燃燒的蝴蝶》則採用插敘的敘事結構，伴隨著主角春枝對未來生活的迎戰，她曾被騙至南洋從事慰安的過往也逐步揭露開展，最後，她對幸福的追求，化作一隻燃燒的蝴蝶，宣告著：我是歷史的見證人。

燃燒的蝴蝶（同黨劇團提供／攝影唐健哲）

未知紀事——到南方去（差事劇團提供／柯泓宇攝影）

在《未知紀事——到南方去》中，對切．格瓦拉日記的選段，幾乎絲毫未見他對國家與政治的遠大思想與關懷，反而盡皆是他對其自身以及周遭人事物的極其貼身而又細微的感受。而這些感受之中，甚至包含了幾乎至死的恐懼——於此，投身社會行動，也儼然成為一種創傷。

在《燃燒的蝴蝶》中，當春枝對自愛與自重的追求到達了一定程度，便自然而然地感受到必須起身向國家追討對所曾加諸於她的暴力的補償。無論是日本帝國對她身體的侵犯，或是國民政府對她痛苦的漠視，唯有當國家還諸予春枝公義，她對自身痛苦的超克也才能達致完滿。於此，創傷也彷彿走向了社會行動之必然。

是這樣，在我的眼中，社會行動者切．格瓦拉，與創傷當事人慰安婦春枝，面朝對方，前行並且相遇了。

知識菁英的社會行動者／創傷當事人的社會主體

社會學家米爾斯提出「社會學的想像」，將情境中的個人煩惱連結於社會結構中的公共議題。公共議題是個人煩惱的來源，而個人煩惱則是公共議題的體現。個人煩惱和公共議題，理應互為表裡，密不可分。

然而，若我們將對公共議題的關注統稱為社會行動，則通常是誰能成為發起社會行動的行動者呢？通常是知識菁英。而誰又才應該是社會行動的真正主體，是社會行動的指向與依歸呢？其實是那些承受著發源自公共議題的個人煩惱的創傷當事人。那麼，作為社會行動真正主體的創傷當事人，又為什麼不可能站上社會行動者的位置？菁英門檻之於社會行動，是必然與必須的嗎？社會行動所既存的菁英門檻，又會對社會行動本身的性質，帶來何種影響？知識菁英與創傷當事人，在社會行動的道途上，如何可能朝彼此走去，如何可能在社會行動的道途上相遇，如何可能與對方換位與對位？

我認為，是「情感」才真正將知識菁英的社會行動者與創傷當事人的社會主體，各自同社會行動緊緊連繫在一起。進一步，也唯有情感，能將此二者連結起來。而從知識菁英走向社會主體，與從創傷當事人走向社會行動者，兩者所依循的路徑各有不同。

燃燒的蝴蝶（同黨劇團提供／攝影唐健哲）

未知紀事——到南方去（差事劇團提供／陳平攝影）

在《未知紀事——到南方去》中，震耳欲聾的電子混音、掙扎扭曲的演員肢體，以及嘈雜交疊的口白喋喋不休，帶給我一種聲嘶力竭，又鼓脹又焦慮的感官感受。由此我得以窺見切．格瓦拉在社會行動中所經歷到的混亂、痛苦與氣概。知識菁英必須敢於經歷破碎，達致一種與社會主體感同身受的同理與同在。如此方能消弭其與創傷當事人之間的權力位階，具備真誠的社會行動者的素質，而非將社會行動作為另一種成功主義式的自我實現。

在《燃燒的蝴蝶》中，時間與意識的流動，則條分縷析，澄澈清明。創傷當事人需要一種對自我與世界的幾近全然地誠實與面直，方能辨明個人煩惱與公共議題之間的層次與關係。為了去愛而痛苦，在痛苦中仍然去愛，就是我所認為的能連通知識菁英與創傷當事人此二者的情感通道，向死而生，生生不息。

從社會行動走向個人創傷／從個人創傷走向社會行動

在我心目中，無論是從社會行動走向個人創傷，還是從個人創傷走向社會行動，一個理想的淑世者或自救者，都必須要是一個「受過傷的療癒者（wounded healer）。無論是投身社會行動，亦或是超克個人創傷，都需要對與痛苦偕同並進有極高的耐受度，同時又必須要保持有向內自省與向外觀照的明晰思辨——而這其實就涉及了一種關乎生命、關乎活著的深刻自我技術。這樣的自我技術的養成，需要時間，需要歷練，且永遠需要持續深化。

燃燒的蝴蝶（同黨劇團提供／攝影唐健哲）

未知紀事——到南方去（差事劇團提供／林育全攝影）

在《燃燒的蝴蝶》的結尾，春枝與友伴們宣告，我們活著，是歷史的見證人，歷史與時間的悠悠長河，於焉朝向未來慷慨奔流，無限開展。而《未知紀事——到南方去》的敘事結構則宛如一個無盡的迴圈，革命仍是未竟之業，革命烈士們哪，你們仍要投河、仍要浮沉、仍要輪迴翻滾。創傷主體與革命烈士，彷彿從歷史的長城的兩端出發，走向彼此，然後在長城的中點相遇。此時，你們都正在成為受過傷的療癒者，而接下來你們即將和對方分手，繼續向前直行，直到站上對方的位置。然則，創傷主體與革命烈士，又何嘗不可能其實是同一人？在時間中，我對個人創傷的超克，以及我對社會行動的關懷，是這樣地不斷相遇，而後錯身，再相遇，而後又再錯身，持續辯證，持續洗湅，直至熬煉出足堪成熟的自我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