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敦智


《過去告別式—燒》（以下簡稱「燒」）由編導董韋伶改編自袁瓊瓊收錄於《滄桑》的短篇小說〈燒〉，敘述妻子安桃為了擁有丈夫清肇，所採取的手段與故事。製作曾在五年前於課堂呈現演出，這次額外加上男女角色對調的版本（即丈夫清肇為了擁有妻子安桃而採取特殊手段的故事）。

（原版）清肇的告別式：在生活中重新發現大屠殺的原型意念

從最久遠起源追溯，以下議題從17世紀啟蒙運動萌芽：從科學、哲學、藝術等不同角度，重新思考「人」的存在定位。《燒》在現代情境重現了這個已存在兩百餘年的議題。或許可以這麼說：這其中隱藏了一種隱微的重新發現，即，這種「人—物」的界線探討，通常出現在嚴肅的政治與哲學議題，最容易舉出的例子是納粹大屠殺中猶太人的處境，以及當代政治與哲學討論中阿岡本（Giorgio Agamben）的著作《牲人》（Homo Sacer）。

然而，《燒》把這種問題帶入了非常當代、且生活化的片刻。

過去告別式-燒（董韋伶提供／攝影林育全）

因為，活著的、擁有自我意志的丈夫清肇，對安桃而言是不夠的。她希望他再聽話一點，再聽話一點。安桃的劇中台詞：「他死前十四天，是我最開心的日子」因為感冒臥床的清肇，再也沒有行動與抵抗的可能。這種「失去可能性的人」，正與阿岡本所探討「不能成為之潛能」如出一徹。那是安桃終極的渴望，希望清肇是一個被挖空、無內容，不可產生任何改變的狀態。

一方面，這很明顯是對關係間權力與宰制的渴望；更令人不安的另一種思考是，安桃的精神狀態是否比起「戀人」，更靠近「戀物」？

把這種情境重現於當代生活【1】的創造在於，已經如此被五花八門之「物」所填滿的世界裡，「物」所能帶給人的滿足與快樂，很可能大多時候是多於「人」的。幾乎每個人都曾有想離群索居的瞬間。所以，在一種極限擠壓裡，如果連親密的夫妻關係都希望對方只是一個「物」，而不需要是一個「人」，這種處境，似乎離我們也不是那麼遠了。

把這個經常被放在大屠殺與政治哲學議題脈絡探討的問題核心，擺放到如此平淡無奇，可能發生在每個人身上的日常，是《燒》這個創作，為我們提供最具意義的重新發現【2】。

過去告別式-燒（董韋伶提供／攝影林育全）

（改編）安桃的告別式：從拓寬議題，到自我限縮

對調的版本故事相同，只是採取極端手段的人，從妻子變成丈夫。筆者特別在意兩件事。

第一、透過演後座談得知，發展此版本的動機十分有趣。因為偶然在排練場試著讓男女演員對換角色，起初是為了更理解對方，但卻發現同樣台詞「我燒了一桌飯，等到都冷了」由生理女性說出，沒有特別問題。但由生理男性說出，卻觸動諸多疑惑：此男性有無正職？他是家庭主夫嗎？如此云云不必要、且影響劇情的彈出式對話框疑惑。因此，創造一個處境對調的版本，似乎是有意思的創作。

然而，筆者第二個在意之事，則是這個被視為動機的問題，非但毫無解決，最後還變本加厲。

原版中想取得權力的一方（妻子）是以愛為名，採取強硬、且愈加激烈的行動。但對調版卻透過表演，把控制狂丈夫形塑成弱勢、多愁善感、哭哭啼啼的形象。這實在讓通篇故事變得難以理解，一個性格強勢、且有出軌跡象的妻子，為何不離開柔弱、容易沒安全感的丈夫？最後甚至死在他的控制下？並不是這樣的故事不可能，而是它需要更多周詳的說明，否則，大可單純保留對調後丈夫強勢、妻子柔弱的設定。

過去告別式-燒（董韋伶提供／攝影許庭禎）

演後座談裡，針對此選擇，團隊表示，排練期正巧碰上強尼戴普與安柏赫德的官司事件，因此他們特別想避免創造出一個被妖魔化的男性角色。

這不是很矛盾嗎？

改編動機，是發現相同台詞在不同性別身上，會產生截然不同效果。結果，又放棄了「無論男女，都可能做出同樣事情」的詮釋。追根究底，這種擔憂，只是對男性版角色未充分琢磨的結果。這無疑是此系列創作最遺憾之處。

總地來說，就結果而言，《燒》原版的搬演意義是大於改編版的。在一定程度對政治不正確的自我焦慮下，觀眾失去了一個富有軟硬層次、深愛至扭曲、亦正亦邪男性角色的誕生。

註解

1、 雖然原著小說出版於1985年，但演出在任何設計與內容上都沒有刻意強調年代，讓人感到這是一個發生在2022年的故事。

2、 看劇的同時，聯想到《控制》（Gone Girl，2014）這部電影。雖然劇情有所類似，但電影聚焦在驚悚劇情片的氛圍琢磨，以及夫妻角力；《燒》緊湊且大量辯論性的台詞，讓人更有對上述內容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