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行並不在遠方——2022臺北藝穗節《過去告別式—燒》
9月
14
2022
過去告別式-燒(董韋伶提供/攝影許庭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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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敦智


《過去告別式—燒》(以下簡稱「燒」)由編導董韋伶改編自袁瓊瓊收錄於《滄桑》的短篇小說〈燒〉,敘述妻子安桃為了擁有丈夫清肇,所採取的手段與故事。製作曾在五年前於課堂呈現演出,這次額外加上男女角色對調的版本(即丈夫清肇為了擁有妻子安桃而採取特殊手段的故事)。


(原版)清肇的告別式:在生活中重新發現大屠殺的原型意念

從最久遠起源追溯,以下議題從17世紀啟蒙運動萌芽:從科學、哲學、藝術等不同角度,重新思考「人」的存在定位。《燒》在現代情境重現了這個已存在兩百餘年的議題。或許可以這麼說:這其中隱藏了一種隱微的重新發現,即,這種「人—物」的界線探討,通常出現在嚴肅的政治與哲學議題,最容易舉出的例子是納粹大屠殺中猶太人的處境,以及當代政治與哲學討論中阿岡本(Giorgio Agamben)的著作《牲人》(Homo Sacer)。

然而,《燒》把這種問題帶入了非常當代、且生活化的片刻。


過去告別式-燒(董韋伶提供/攝影林育全)


因為,活著的、擁有自我意志的丈夫清肇,對安桃而言是不夠的。她希望他再聽話一點,再聽話一點。安桃的劇中台詞:「他死前十四天,是我最開心的日子」因為感冒臥床的清肇,再也沒有行動與抵抗的可能。這種「失去可能性的人」,正與阿岡本所探討「不能成為之潛能」如出一徹。那是安桃終極的渴望,希望清肇是一個被挖空、無內容,不可產生任何改變的狀態。

一方面,這很明顯是對關係間權力與宰制的渴望;更令人不安的另一種思考是,安桃的精神狀態是否比起「戀人」,更靠近「戀物」?

把這種情境重現於當代生活【1】的創造在於,已經如此被五花八門之「物」所填滿的世界裡,「物」所能帶給人的滿足與快樂,很可能大多時候是多於「人」的。幾乎每個人都曾有想離群索居的瞬間。所以,在一種極限擠壓裡,如果連親密的夫妻關係都希望對方只是一個「物」,而不需要是一個「人」,這種處境,似乎離我們也不是那麼遠了。

把這個經常被放在大屠殺與政治哲學議題脈絡探討的問題核心,擺放到如此平淡無奇,可能發生在每個人身上的日常,是《燒》這個創作,為我們提供最具意義的重新發現【2】。


過去告別式-燒(董韋伶提供/攝影林育全)


(改編)安桃的告別式:從拓寬議題,到自我限縮

對調的版本故事相同,只是採取極端手段的人,從妻子變成丈夫。筆者特別在意兩件事。

第一、透過演後座談得知,發展此版本的動機十分有趣。因為偶然在排練場試著讓男女演員對換角色,起初是為了更理解對方,但卻發現同樣台詞「我燒了一桌飯,等到都冷了」由生理女性說出,沒有特別問題。但由生理男性說出,卻觸動諸多疑惑:此男性有無正職?他是家庭主夫嗎?如此云云不必要、且影響劇情的彈出式對話框疑惑。因此,創造一個處境對調的版本,似乎是有意思的創作。

然而,筆者第二個在意之事,則是這個被視為動機的問題,非但毫無解決,最後還變本加厲。

原版中想取得權力的一方(妻子)是以愛為名,採取強硬、且愈加激烈的行動。但對調版卻透過表演,把控制狂丈夫形塑成弱勢、多愁善感、哭哭啼啼的形象。這實在讓通篇故事變得難以理解,一個性格強勢、且有出軌跡象的妻子,為何不離開柔弱、容易沒安全感的丈夫?最後甚至死在他的控制下?並不是這樣的故事不可能,而是它需要更多周詳的說明,否則,大可單純保留對調後丈夫強勢、妻子柔弱的設定。


過去告別式-燒(董韋伶提供/攝影許庭禎)


演後座談裡,針對此選擇,團隊表示,排練期正巧碰上強尼戴普與安柏赫德的官司事件,因此他們特別想避免創造出一個被妖魔化的男性角色。

這不是很矛盾嗎?

改編動機,是發現相同台詞在不同性別身上,會產生截然不同效果。結果,又放棄了「無論男女,都可能做出同樣事情」的詮釋。追根究底,這種擔憂,只是對男性版角色未充分琢磨的結果。這無疑是此系列創作最遺憾之處。

總地來說,就結果而言,《燒》原版的搬演意義是大於改編版的。在一定程度對政治不正確的自我焦慮下,觀眾失去了一個富有軟硬層次、深愛至扭曲、亦正亦邪男性角色的誕生。

註解

1、 雖然原著小說出版於1985年,但演出在任何設計與內容上都沒有刻意強調年代,讓人感到這是一個發生在2022年的故事。

2、 看劇的同時,聯想到《控制》(Gone Girl,2014)這部電影。雖然劇情有所類似,但電影聚焦在驚悚劇情片的氛圍琢磨,以及夫妻角力;《燒》緊湊且大量辯論性的台詞,讓人更有對上述內容的思考。

《過去告別式—燒》

演出|董韋伶
時間|2022/08/28 19:30(原版)、2022/08/31 20:30(改編)
地點|窩著fos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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