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黃星達（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博士）

從高雄到台北的火車行駛距離約371.5公里；該劇設定60年代場景，距今年代跨越六十年；該劇小說發表至改編戲劇橫跨三十多年；該劇自2015年改編為舞台劇，歷經九年再次於舞台上演，《押解》在生命的距離、情感的距離、尋根的距離等多重跨度中展現了時代的變遷與永恆不變的情感交織，不同的時空交錯提醒我們用另一種視角觀看本劇隱含的變與不變。

《押解》是一部可用公車電影（road movie）來理解的戲劇，故事主軸發生在從高雄往台北的路途上。菜鳥警察搭乘台鐵押解扒手北上出庭，車廂內的種種情節如同「台灣社會的小縮影」。這段路程看似扒手的同夥們因為情義而上演各種情境的「協助」，也反映了社會上所謂共犯成就共業的悲哀，表面看來是生命彼此連結的美好，實則建立在生存互惠的基礎上，這樣的生存哲學因為包覆著｢人情味｣而有討喜的戲劇效果，但在喜劇背後，實際上蘊藏著社會現實面的殘酷的社會現實與無奈。

押解－菜鳥警察vs老扒手（綠光創藝提供／攝影張大魯）

戲劇的敘事結構可從火車的幾個停靠點進行解析：嘉義站、彰化站、苗栗站，甚至火車出狀況的停頓都成為結構的切點。每一個切點透過不同的人與情境展現出扒手與其他人的關係，其他人是為了把扒手阿嬤的地址遞給他，菜鳥警察在這段過程卻成了其他人的對立面，現實生活中的正義角色在這一站站行進的過程卻是與其他人不同立場的唯一，某種程度可說表達出堅守正義的辛苦與孤獨。扒手的角色設定是討喜的，他乘載著人生的歷練、後悔、體悟、待人大方等特質，儘管是犯人卻很難被觀眾討厭，奉公守法的警察卻顯得不通人情而更像反派角色。這樣的衝突矛盾造就觀者觀看時的價值衡量互相干擾，也造就戲劇衝突與矛盾的張力，在觀眾心中成就了另一種衝突美學。

整段押解的過程，更像是尋根與探尋的歷程，菜鳥警察從中學習了平衡與通融的哲學，扒手也在其間一步步靠近阿嬤、卻更確定下一次可能難再見面，阿嬤身為失智患者，劇中不斷重複阿嬤記得過去的事，似乎也在提醒著在很多混沌的時代不要忘記尋根與記得自己的初心，警察尋找逃脫的扒手、阿嬤尋著過去的孫子、扒手尋找阿嬤新的住址、其他人尋著扒手到哪站……。大家都在尋找那似乎忘記、未知或不能忘記的根，其實所有人的情感或企盼都是相似的。

押解－菜鳥警察vs老扒手（綠光創藝提供／攝影張大魯）

公路電影形式的戲劇往往描述一段出走的旅程，一路上經歷種種事件，在這過程中反映出角色對於過去與未知的探索或改變，因真實感的強調，拍攝上多半採用實景，真實性的議題在《押解》亦是重要的分析切點。該劇經過九年後再搬上舞台，將實體車廂真實搬上舞台讓觀眾更易移情，在真實的樣貌引入觀眾投射之後，演員透過加入了即興台詞，如蘇丹紅、股票議題，甚至對台鐵近期民營化議題進行「預測未來」的情境設計，這些即興台詞讓觀眾會心一笑，但在用詞的年代真實性上則與劇中年代不符，因為加入現代台詞為觀眾帶來一定就年代感受疏離感，這種衝突反而製造了觀眾意識非真實的思考空間。同時，台鐵現任董事長加入戲劇演出，他曾為站長具備一定的說服力，在真實性命題上增加了一層，但觀眾清楚其並非劇中設定的現任站長，這種設定的真實與戲劇的虛構感產生了疏離感，提醒觀眾辨認現況並將反思的力道接續帶出。

《押解》透過扒手被押解的劇情，探討了時代的告解，包括人權議題、失智議題、公權力與人情味等多個層面。九年後再次搬上舞台，新增了一些新的處理手法，觀者也在不同年代經歷的淬鍊中重新理解該劇。除了感受小說或戲劇的隱含思想，我們要不斷自問的是：現在的社會還跟九年前一樣嗎？該劇向未知的旅途探問，也向過去的情感尋根，同時向每一個曾經歷、正經歷與將經歷的時代做了一次告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