掛滿燈具的大黑房間，舞台橫越中央，如一條走道，觀眾分坐兩岸，一端架高有斑駁大衣櫃，另一端是仿古桌椅，背後整牆是可供投影的水墨棉紙。衣櫃頂上有投影機和兩台小螢幕，空隙塞滿了書。其他還有椅子、水缸、石頭、毛筆、鞋襪帽子衣服、盆栽、鼓架、相片……。走道上停泊著一隻舊皮箱，一方塘泥土上面插著枯枝。還未開演，整個劇場已充滿象徵、故事性，及看不盡的細節的場域感，正等待著什麼事情發生。

導演何應豐說：劇場是書寫生命的地方，不演一個故事，不送一截娛樂給觀眾。眾所皆知香港是個步調快商業化的城市，但那裡也能生出最敢抗拒商業的文藝工作者，例如董啟章，例如何應豐，他們拒絕生產文化消費品，姿態很硬，絕不含糊，《空凳上的書簡》就是這樣的作品，題材很硬，形式很硬，拒絕軟化，拒絕簡化，而且不易消化。

取材自捷克前總統哈維爾（Václav Havel）的《獄中書簡》。導演自己開場，皮箱打開，裡面滿滿牛皮信封，一一發給觀眾閱讀。偷覷鄰座，哈維爾在獄中寫給前妻的家書，沒有一封相同，都有人為的注記。觀眾閱畢後陸續起身，將信放回皮箱，這是閱讀的儀式。接著由五名演員肉身上陣，藉哈維爾文字演譯「生命書寫」，不扮演故事，展示存在，以「即時即空的存在方式來表達」（梵谷，節目單）----這生命姿態包括寫信人哈維爾、收信人奧爾嘉、或者作者虛構的「我」和「她」，以及演員自己。這是一種書寫的儀式。

一名囚徒，身體自主權被宣判剝奪，但精神是關不住的，可以自由翱翔。只是沒有身體實踐的機會，失去與同伴相濡以沫，心靈深深沈沈地貼緊存在的基礎核心狀態，孤冷荒寂，不管外面囂囂如何被以他作為一枚自由正義的符號，在獄中他就只是無憑無倚的一個人，對他的妻子而言，愛情更只是空凳上的一疊書簡。

純粹的思維化為肉體行動，既不扮演，也不敘事，拒絕象徵；這是艱難的功課。眼見他們書寫—以各種方式，他們喝茶，另一端過來的人則以來返行走、空茫眼神、翻閱朗讀、絮絮不絕，探問她在此的意義。大陸民運人士劉曉波的獄中影像，不斷出現在一大兩小螢幕上，活的，但也是靜的，沒別的動作的。雖然處處都埋伏著象徵的道具，但出於對本然狀態的堅持他們抗拒使用，甚至放棄了自己身上

有跡可尋的表演程式。

由於全劇不走單一視點，每一個物件，每一處空間裝置，每一個演員，各自動作，此起彼落，不必連貫；也就意謂著這戲不提供中心意義，觀眾必須自行選擇視角，不必有唯一或正確的解讀。那麼以下只能算是我個人武斷的解讀吧：為了掙脫現實表面展現內在的真實，或是從機械化功能化的生活裡慢流而出的日常身體，或是走另一極端的非寫實儀式化身體，在二者之間搜尋平衡點，於當前、於儀式行為幾已絕跡的二十一世紀，特別在勇於拋棄傳統總是追求流行的都市裡，大家各走各的調，各信各的理，各過各的小日子的世界，顯得特別可疑。但懷疑正是意義創造的起點。不管有沒有「喚醒」或「情動」觀眾，這或已是意圖從消費廢墟中建立起某種精神性公共儀式的勇敢嘗試。

存在—意義—文字--言語，本質上是一條概念的路徑，與儀式或劇場的即時即身性格，南轅北轍。只見化身「她」或「他」的五人不斷遊走於雙界，若即若離，不斷不捨；兩小時靜坐旁觀的觀眾身體怕還是冷的 ----心靈溫度則不得而知。但發生這件事本身就是有生命書寫的意義，不隨眾起舞，不附和權貴，不煽情，不聲嘶力竭，沒有掌聲，自行謝幕，剩下的留待我們日後咀嚼。

沒有哈維爾類之冷思考者，革命永遠只是一時激情上演，週而復始，永劫回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