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拒劇團用他們擅長的環境劇場、集體跨域創作方式，在台南安平樹屋與八十年前短促興落的風車詩社對話，並非事出無因。風車詩社成立於台南，從日本新感覺派接引法國超現實與象徵主義的源流，意欲掀起一場現代主義革命，卻被圍剿、被漠視，而湮沒至今。寫實主義與超現實主義的詩論爭，後來在台灣又重演了一回，只不過風水輪轉，1930年代是寫實主義當道，1970年代則是超現實主義領航。超現實主義在日治與國民黨戒嚴年代兩度「來犯」，之間卻無絲縷關聯，也可見出台灣人的歷史是怎樣「被」斷裂。重啟風車詩社的時光寶盒，不但重啟了「寫實」與「超現實」兩極立場的對幹，更拉出歷史縱深，政治性地解讀了風車詩人的「非政治」主張，並與當前的藝術實驗掛勾，反思了「前衛」與「現代性」的弔詭關聯。

這反思本身採取的演出形式，即是一項既古老又新奇的實驗／實踐。再拒結合不同藝術家，運用舞蹈、舞踏、默劇、聲音藝術、裝置藝術、行為藝術、儀式等多重手法，徹底開發樹屋裡外環境，甚至將跨越水塘連接對街的天橋都含納進來，讓觀眾俯瞰表演者持火炬步入周邊的民宅巷弄。現實／表演、寫實／超現實、歷史／當下的辯證，得以多層次地開掘。

環境劇場不可避免的天候因素，在這次演出造成奇妙的加乘效果：歷經數日大雨，現場泥濘狼狽，畢現一個「失敗」的前衛運動的處境。一開場，掛著日文「哥倫比亞」的燈管招牌（據說是風車詩社創辦者楊熾昌愛去的酒吧），一顆大西瓜前著旗袍的秦Kanoko在積水的地面悠悠醒轉，努力想要抵抗什麼身外之物，又像被什麼內在痛苦附身而強顏扭曲地笑著起舞，這情景就兼具了喚醒歷史、超現實感官情慾、殖民與異國風情等複合的意涵。

風車的諸多歷史及美學因素難以簡單化，開場前的文件展「渾沌‧詞典」事實上便是以關鍵詞的方式，將演出段落的發想做一陳列，提點觀賞的角度：「薔薇蜥」、「暈眩」、「失敗」、「女屍」、「散佚」等等。觀眾被紅藍二色氣球引領，走向歧異的路徑。〈暈眩〉在國際歌聲當中，余彥芳像飛蛾一般繞著頂上的大燈泡旋轉撲跌，黃思農則從老榕的氣根間搜出一張張紙片，報出白色恐怖時期的死難者──也包括風車詩社的成員。風車當年以「去政治」「超現實」為號召，這個段落卻揭露法國超現實主義者原初的左翼思想，並將這群去政治的創作者之現實際遇「再政治化」。演員灑地酒氣濃烈，讓奠祭的意味撲面而來，彷彿風車詩社強調感官的餘緒。

在另一個段落中，著西式禮服的演出者邀觀眾在巨樹枝幹上敲打、撥彈出聲響效果，卻遭牆外投擲進來的啤酒罐伴隨著對他們的前衛意識冷嘲熱諷，言語中不僅針對風車詩社，也針對今日的樂團、藝術家。然而，該如何擺脫「前衛不過是模仿」的詛咒？該如何審視「失敗」的價值？現代性的追求與擁抱「西化」的爭議，又在下一段對現代物質生活的歌頌與對「美國無線電工廠」工殤事件的描述中，凸顯了「現代性＝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愛恨矛盾。從白色恐怖到美國工廠，從國際歌到舞踏，台灣在西方、日本、與中國三重殖民意識之間輾轉反側的處境，在這個演出中被一一剝顯，然後又被風雨和泥濘全盤吞噬。

透過一場行為藝術表演，一張覆蓋人身的巨大白紙被紅與黑的顏料澆灑，迅速將紙身浸濕而四分五裂。有如血與墨的書寫，注定會碎裂，卻在肉身留下鮮明的印痕。觀眾走到天橋上，遠眺秦Kanoko倒垂貼附在樹身上，然後曳著一個紅氣球，在池畔狂舞，不時跌入水中。無須最終眾人持火把燃燒寫滿血與墨的白紙，這場池畔之舞已經達到祭典高峰，秦Kanoko每次在黃蝶南天演出中震懾人心的獨舞，隔了幾十公尺遠觀竟產生不同的意味。無論那是精靈還是冤鬼，是逝者或是來者，在遙遠的抖動下都成了同一種不安的火焰，有著自發性的追求，至精疲力竭方休。

或者這也是再拒為所有反叛的魂魄招魂，一場賡續紙上未盡革命的藝術全面起義，讓失語者發聲，再一次揮舞碎裂的旗幟，再一次拒絕，並再一次指出拒絕的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