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路上，忘卻名字和進路是同一件事，終於你用力記住的姓名，但找到自己了嗎？被刪減的，沒關係，內心的根，終會越往深處，茁長。」（引自演出宣傳文字）這群集結阿美族、鄒族、平埔族與漢族的劇場新鮮人，以《野草》之名，要向大眾提出他們對於言說適切性的集體焦慮與抗議。

開場男子（萬英豪）以阿美族語，獨吟追思祖母的古調，他一邊唱著歌謠，一邊將手中的長棍奮力跺地敲打節拍，在高亢的歌聲中，撞擊聲只發出與力量相違和的微弱聲音，是展場地板使然？還是導演的刻意安排？皆使這意象直接與主體靠近，貼切地表現出部落青年在自身傳統庇佑下，卻仍顯得徒勞無功。舞台的唯一裝置以麻繩象徵枯萎的野草，它們被倒掛在舞台上方（象徵超現實的空間），另外正後方是大面積的麻繩所垂吊的流蘇牆，這是舞台上唯一一處被切割的空間，只是這軟弱的流蘇牆隨風搖擺，雖展現了草的韌性，卻無法成為台上青年的依靠，更無法替他們找到生命的答案。《野草》的意象在一開始空間營造的「弱聲（生）」之中，似乎已透露了這齣戲終歸走向無助的孤寂。

由女子（劉穎蓉）的阿美族童謠嬉戲橋段導入故事的生命體。遊戲，是每個人邁向社會組織的開端，也是學習信任與謊言的一場賭注，劇中透過遊戲歡樂氣氛，逐漸在肢體越來越暴力的拉扯之下，轉為展現被權力宰制的傷痛。遊戲，之於導演李柏良（阿美族）的眼中，成為詮釋族人受體制壓迫的替代場域，他說：「我所處的環境就是這樣，我的天真也是讓我受傷的開始。」這句話，好熟悉卻也令人沮喪，沮喪台灣社會如何讓這位年僅二十出頭的導演新鮮人，有如此深刻的痛？是部落人的集體焦慮？還是現今所有職場新鮮人的焦慮？

回到劇中，《野草》整體走向肢體劇場，從演員的舞蹈肢體訓練背景，展現出融合街舞、現代舞風格的情節性詮釋，整場演出背棄語言文本的思維，表演者的話語權被剝奪，僅擷取片段語句中的短詞作為意義指涉，而失語或是弱聲的選擇，是否是這些部落青年想要表達的焦慮？想說的話，不能說？還是用什麼說？該如何說？於是，失語後的身體，本身就是一個承載繁複意義的載體，反倒給導演與演員一個巨大難以招架的大問哉。在筆者內心數度困惑與推敲下，作品中數個舞蹈片段，以明顯展露出街舞的排舞隊形與舞動姿態，其外來的文化符號意象倒是成為與原民傳統文化斷裂的證明，而有現代舞訓練背景的柏良，則將發自內心的困惑與焦慮，應用在舞蹈創作中，以重拍引流出奔放具流暢的動作設計與聲響，使作品自始至終，都與傳統身體失聯，而產生了傳統與混雜文化的身體辯證關係。

這場最為驚艷的感觸，應屬於年輕導演所選擇的議題意識。以自身對環境、社會、文化的感受，敏銳地以「言說」做為延伸發想。說與不說，都可能是錯，身體的弱聲吶喊，卻又無法形成強而有力的利器，他們仍舊走不出自我矛盾的城堡。雖然在觀賞期間，筆者數度與台上的肢體意象形成詮釋上的疏離感，但也許是導演與演員幾乎是成長於網路知識爆炸的90後，在他們的生存環境中，充斥著快速、便捷、簡短、拼貼式的圖像式思考行徑，於是這種塊狀式的邏輯思考，形成他們表述的方式之一。筆者反思這群正參與社會競爭行動的新鮮人，「言說」竟成為他們面對社會的集體焦慮，從他們選擇以部落曲調的追思儀式，再到自身傳統歌舞的空白，似乎透露了他們只能回憶那如幻似影的傳統文化，傳統的語言及身體，在「想像」中尋找、茁壯。

這場演出雖然就整體戲與舞的結構安排，呈現不太和諧的混搭與疏離感，卻因拋出的議題具有思辨與衝擊性，以及服裝的設計上，巧妙應用病房手術服的綑綁設計，在劇中以勒束脖頸、綑綁軀體等增強情境的想像，另外音樂以工業再製的撞擊與重複，展現當代社會所造成的枯燥乏味的生活，整體展現了「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勇氣。過去台北藝穗節曾被諷喻為在校生的作品發表會，在這次的節目中，《野草》的製作團隊全部來自高雄中山大學劇場藝術系畢業的校友，在這次議題取材、文本演繹與劇場設計等詮釋，皆勇於挑戰學院風的框架，也讓北台灣難得一見南部學院出身的劇場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