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蒼白,而生命之樹常青──《物種大樂團》的野望與迷失

張又升 (專案評論人)

戲劇
2020-10-28
演出
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
時間
2020/10/24 19:30
地點
國家戲劇院

錯過王嘉明去年作品《物種起源》的我,本來以為這次《物種大樂團》的呈現方式會是先完整說一個故事,再讓觀眾從中聯想、汲取演化的意義。孰料欣賞的結果跟我想的完全相反,作品首先就開誠布公以達爾文原著為本,闡明何謂演化,然後再以人物之間的故事為例,加以具體化。

有一點(社會)科學訓練背景的觀眾,可能會對這種呈現方式感到熟悉:先給出一個命題,然後詳細論證;論證中,除了字句有條理地組合,最好還要放上若干例子。例子是經驗性的,也是最可感的;命題則是抽象的,往往以簡約為準。這套常見於英美學術格式中的SOP,除了拿來寫論文很好用,也遍佈在我們熟悉的新聞報導(主播給出命題,畫面給出例子)和紀錄片編排(旁白給出命題,影像給出例子)。

用科學哲學的話來說,上述做法屬於「演繹」(deduction),即從原理「下降」到經驗世界。與此相反,大家熟悉的文學和戲劇多半採用「歸納」(induction),即從經驗世界,也就是人、事、時、地、物可以被訴說到「引人入勝」的那個層次,「上升」到原理;至於是哪一種原理,端看編導想傳遞什麼訊息、觀眾要怎麼詮釋。命題或原理很少直白露出,有待評論人或有心的觀眾挖掘,這個挖掘的動作就是對一部作品的詮釋,其意義可能超出、甚至違反作者意圖,開放性和多元性於焉誕生。

在王嘉明手中,全劇要講的就是演化,命題或原理昭然若揭,沒有其他,人物故事都是用來佐證演化的。這倒不是說《物種大樂團》是一個封閉自足的體系;事實上,要達到真正的封閉自足反而不容易,因為演繹本身往往面臨兩個考驗。第一,已然被揭示的原理,就其本身而言,能否站得住腳;第二,經驗事例能否順利反推回該原理,而非削足適履迎合之。

在《物種大樂團》中,共十四章的達爾文原著對應了我們所說的「命題」或「原理」,人物之間的故事──以演員的家族史自述為經,角色的多線互動為緯──則對應了「經驗事例」。我好奇的,就是王嘉明版本的「演化」多大程度地概要了達爾文,以及人物故事能否在不事先揭露旨趣的前提下,讓觀眾產生「噢!這就是演化嘛!」的感受,也就是自然而必然地引起演化的聯想。第一點,我認為還算成功;第二點,似乎有不少瑕疵。

 

科普劇場的野望

先看第一點。王嘉明一再強調,達爾文的概念「是演化,而不是進化」;在用語上,「演化」(evolve)一詞甚至很少被達爾文提到。的確,這些都是當前不少達爾文研究者或達爾文主義者──不管是學者專家還是科普作家──強調的,畢竟在有機體的「變異」及其外部環境進行「自然選擇」(天擇)的互動下,我們很難說有機體之所以存活,是因為它本身更「強」、更「有能力」或更「進步」。強弱、有無能力和進退步等差異,固然依靠物種體內的變異機制,但設立並判定這些階序的,卻是環境;只要環境一變,階序的內涵就會變,屆時「強者」、「有能力者」和「進步者」可能又是另一批有機體。

因此,事情應該反過來看:只要最終存活下來的,就是──確切地說,就能被人為地定義成──「強者」、「有能力者」和「進步者」,而這是有機體和環境互動的結果,不是有機體自身的本質使然。王嘉明因而不斷提醒「適者生存」的隨機性:那些看似「進步」的有機體,只是偶然地適應了環境、滿足了環境提出的要求,才存活下來的。

除了這兩個重點,王嘉明在討論「分類」的概念時,甚至提到瑞典植物學家林奈(Carl Linnaeus),只不過這位經典人物的存在有如漫畫對話框中的附帶小字般,被以日本的「林內」(Rinnai)家具和女星「綾瀨遙」等諧音笑笑帶過;此外,在介紹地質層次的間斷問題時,他更提到地質學者萊爾(Charles Lyell)。我不知道有哪一部戲劇作品,會為了呈現一段演化思想史而鉅細靡遺到這種程度,足見編劇/導演的耐心和關懷(和瘋狂)。

比較可惜的是,在談到達爾文原著中的「地理分布」時,我們沒有看到他對「種化」(speciation)多作說明。舉例來說,原本屬於同一物種的有機體,因為地理環境之區隔而長期無法接觸和交配,最終在其所處的新環境下,形成另一物種。至少就當代的達爾文主義研究而言,這點很常被提到。在這個段落,我們看到演員坐於木棧板上,在舞台各處橫向移動;隨後,則是大象體操團員自述北漂南移的經驗。導演似乎想藉此表達物種的位移和多元的地理分布,可是「地理分布」(有兩章)談的概念遠不只如此。

也許有專業的生物哲學家和達爾文研究者看過這齣戲後,會認為創作者只是「蜻蜓點水」或「蘸醬油」地介紹演化思想。對此,觀眾大可反駁:那王嘉明也「點太多次水」、「蘸太多次醬油」了吧!關於演化,他就算沒有專業學術訓練,其用心和深受啟發的程度卻不容置疑。我認為,觀眾確實可以透過這部作品得到基本的演化知識,故稱《物種大樂團》是一齣「科普劇場」應該不為過。

 

物種大樂團(國家兩廳院提供/攝影鍾尹傑)
物種大樂團(國家兩廳院提供/攝影鍾尹傑)

 

迷失在高冷與通俗之間

雖然如此,王嘉明對演化命題和原理的迷戀,已經侵蝕了經驗事例。在此,經驗事例指的,就是人物故事的推展。

坦白說,這是我多次看戲經歷中,最茫茫然於故事的一次。我的回憶──誠如前面的篇幅所示──首先被大量演化概念的介紹佔據。雖然我也著迷演化思想,但在看戲時,還是希望沉浸在人物們構築的經驗世界,而每當我這麼做時,就難免將情節對應到達爾文原著的篇章(各章標題被依序投影在螢幕上):「OK,所以這一段要講的就是『性擇』對吧?」於是,整場下來都忙於這種「捫心自問」。我不覺得這是我在鑽牛角尖,反而恰恰是用心看待作品的結果。

不只略顯高冷的演化思想阻礙了故事的流暢度,娛樂性十足的樂團演奏和演員歌舞也打斷了故事的完整性,而這兩個部份似乎被形塑成這部作品的亮點──沒辦法,劇名就有個「大樂團」啊!在故事推展中,我們可以看到大象體操的數學搖滾穿插其間,也可以聽到歌詞非常到位的類嘻哈說唱。必須承認,我也被逗得很樂,尤其是李班宇真誠又不失臭屁感的演出。可是,這些跟演化有什麼關係呢?

物種大樂團(國家兩廳院提供/攝影鍾尹傑)
物種大樂團(國家兩廳院提供/攝影鍾尹傑)

王嘉明絕對不是沒有在人物故事上花工夫,事實上,角色和情節的設計都堪稱巧妙。我們看到李明哲和陳姝云的父女對話凸顯了人類婚姻制度和情感的矛盾,同時也有感於角色之間的共通性,如客家人都正好分布在台灣的哪些行業,而有同樣姓氏的人又有何巧妙關係。最令人動容的,則是莫子儀、崔台鎬、李明哲等演員對父祖輩,乃至自身家族譜系的細膩訴說,觀眾可從中體會歷史如靜水深流,似有某種規則定式,但又充滿狂風巨浪,總是嵌合在重重機遇中。最後,台上角色和台下觀眾都進一步訝異於眼前一切竟有如此千絲萬縷之勾連──是的,就連當晚演出的聲光器材,也跟演員的家人事業有關,幕前幕後就這麼串起來了!

如果回去談演化,尤其是「生命之樹」(Tree of Life,在生物學和演化理論的脈絡下,又稱「系統發生樹」,phylogenetic tree)的概念,那麼角色間「原來大家都有某種關聯」甚至「共同來自某個原點」的想法,確實跟演化有關。但重點是,如果我們把這部作品中達爾文的學說部分蓋掉,家族史的段落也能單獨成立;至於角色之間的微妙關聯,也完全可以用「多線之間的交織連結」簡單稱之,無須借用大量演化名詞。此外,從演員對白中,我們還能感到明顯的政治意涵,如戲謔地批評國民黨,而中後段李明哲與陳姝云的互動更似乎走向一起家庭悲劇──凡此種種,恐怕不是單一個「演化」所能壟罩或收束的。【1】

這就是前文所說的「經驗事例」能否順利反推回演化「原理」的問題。從演化出發,人物故事確實可以充當例證,但反過來從人物故事出發,卻未必通達演化,也可能走向他方。若硬要說它們都處在演化中,難免削足適履;又或者,如果演化力量如此強大,以至於能說明很多事情,那麼在無人能置身事外的情況下,這又有何特殊性、特定性值得一談?演化式的詮釋不是不成立,但只是眾多詮釋之一,偏偏《物種大樂團》一開始就自我設定成這種詮釋。

總的來說,對於演化思想的介紹和在戲劇上的應用,王嘉明立意良善,對於角色的設計和著墨,他也用心良苦。然而,「生命之樹」不是只有演化的意義,更有對抗抽象理論、概念和宏觀架構的形象。歌德在《浮士德》中不是說了嗎?──「理論蒼白,而生命之樹常青」。

 

註釋
1、這邊還有一個麻煩的問題,就是達爾文得之於自然世界的演化概念,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應用在人類社會。這之所以是問題,是因為自然演化中,影響有機體表徵和行為模式的DNA(達爾文本人還沒有這個概念,但已猜想到類似機制),是在親子代之間「垂直」傳遞的。可是,在人類社會中,雖然也有DNA垂直傳遞,但影響我們行為模式的,還包括觀念、制度和習慣等,而它們是在不同個人和社群之間「水平」傳遞的。今天網路流行的「迷因/瀰因」(meme),正是Richard Dawkins當時考量人類社會中傳遞重要訊息的東西並不如「基因」(gene)一樣走垂直路徑,才另外造出來的字。此外,如果演化可以應用在人類社會,又要把自然中的有機體對應到社會中的什麼單位呢?個人和家族(看來王嘉明是這麼做的),還是國家和社會結構?晚近不少演化經濟學者和制度經濟學者,都把有機體對應到市場中的企業體,而非個人或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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